蔡元培，《北京大学日刊》年11月14日
《相对论浅释》，夏元瑮译
爱因斯坦等在上海梓园合影
年
知识界一场误打误撞，“相对论”初现中国
年这一年，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而言，都是相当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新年伊始，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有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也迅即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前沿阵地。
这一年开年新刊，元旦之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中,陈独秀以“记者”名义同时转载了两篇演说词《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和《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前一篇演说词，乃是蔡元培刚刚抵达北京，准备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前的一次重要讲演记录，集中体现了其治学治校的基本宗旨，自然备受社会各界瞩目。除了在北京有《新青年》首发演说词之外，3月15日，又被上海《东方杂志》转载，一时间传遍京沪，南北皆知。
然而，就在《新青年》首发演说词一个多月之后，百忙之余的蔡元培抽空翻检杂志，却发现演讲词中有一些记录错误之处。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与误解，遂于2月19日致信《新青年》编辑部，明确指出了这些错误，并逐一表述了修订意见。十余天之后，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迅即刊发此信，算是对之前刊发的演讲词做了及时更正与声明。
蔡氏信中首先纠正了关于“宇宙观”的一段演说词，并为之特意指出，当天在讲演中应当是这样说的：
“在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与宗教无涉。惟科学所不能解答之问题，如宙之无涯涘，宇之无终始，宇宙最小之分子果为何物，宇宙之全体果为何状等。是举此等问题而研究之者，为哲学。”
不过，那未经修订的演说词，毕竟已经公开发布两个月之久，其传播之广泛，可以想见。包括讲演者本人蔡元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内，恐怕谁也不曾料到，正是因为演说词记录稿中的一些错误，竟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因斯坦学说的争论与国内流行之热潮。
原来，时为年4月，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建的“丙辰学社”(后改名为“中华学艺社”)的社刊——《学艺》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发行。这一杂志的创刊号中，赫然刊有一篇题为《批判蔡孑民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并发表吾对于孔教问题之意见》的文章，作者为一位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名叫许崇清。
为此，蔡元培即刻致信许氏，告知演说词记录有误，“而累足下为此不经济之批判，甚可惜也”，而发表了其纠正之语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想足下尚未之见”，“今奉油印本一通，鄙人本意可见大概”。
孰料，收到了蔡氏致信，又读到了演说词修订稿的许氏，并未就此罢休，迅即又于《学艺》杂志第2期上，撰发了《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一文，依旧不认同蔡氏的观点与思想立场。许氏反对与质疑的蔡氏观点，竟然也包括了前述那一段蔡氏致信陈独秀，特意加以纠正了的关于“宇宙观”的一段演说词；并明确拈提出了当时科学界前沿最新研究成果之下的“宇宙观”，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文中称：
“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Einstein于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此原理以二假定为前提，其一则为‘相对性之假定’，其二则为‘光速不变之假定’。艾氏据此以时间相对性之定义，而牛顿力学所悬设之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几至不能成立。”
虽然在与蔡元培论争的这篇文章中，许崇清只是拈提了一些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来加以哲学层面上的阐发与表述，还并没有从科学理论角度加以专业解析，但这些只言片语，却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关于“狭义相对论”的中文介绍。
年
北大理科学长曾是爱因斯坦家中常客
话说时年50岁，长许崇清20岁的，刚刚履新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这一场年龄、地位、阅历都颇为悬殊的，隔海通讯式的论争中，并没有为之大感恼火与郁闷，反倒因为得悉爱因斯坦学说而深感快慰，并为这一新奇学说的独特魅力所吸引。随后，即有意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开始多方联络筹划，为之紧锣密鼓地安排布置。
当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倾力发动并全力推进“新文化运动”之际，早在蔡元培掌校之前五年，即已出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瑮（—，字浮筠），也随之同步走向了时代前沿——为引介与传布科学新知，尤其是在普及爱因斯坦学说及邀访通联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个人贡献。
就在“五四运动”这一年，即年夏，夏氏出访德国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入柏林大学从事学术活动。也正是在此时，夏氏通过其师，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重要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结识了爱因斯坦并常到其家中研讨各种问题，与其家人也逐渐熟络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基础，夏氏还促成了向以传布新知、再造新民为己任的著名学者梁启超，与爱因斯坦的一次面晤。
据夏氏后来忆述，就在其成为爱因斯坦家中常客“几个月后，梁任公先生到柏林”，夏氏即“请他同爱因斯坦夫妇晚餐”，“席间梁先生问相对论的真义，爱因斯坦详为解释”。当时，夏氏“担任双方翻译”，因“谈话久，而进食的时间少”，“还引起爱氏夫人的不满”。不过，爱因斯坦对梁氏印象不错，曾称“梁先生真聪明，略有解说即能明白”。
年归国之后，出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夏氏，又开始频繁在北大校内外撰发文章，力图以较为通俗简明的讲解方式，向国内知识界普及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爱因斯坦于年所撰名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夏氏迅即着手译成《相对论浅释》书稿，于年4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对于那个年代对这一新奇学说想要有所了解的中国读者，不啻于一部案头必备的入门“宝典”。
当然，并不是所有热心于引荐、介绍爱因斯坦学说的中国学者，都具备如夏氏那样的专业背景与知识修养，更不必说“亲炙”面晤爱因斯坦的机缘，亦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所有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妨碍同时代大量非专业领域内的中国学者，甚至是非理科专业背景的中国学者，去接触与亲近爱因斯坦及其学说。
—年
“后浪”才俊齐上阵，“跨界”推介爱因斯坦
譬如，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教育家的王光祈(—，笔名若愚)，年赴德国留学时，就以兼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驻德特约记者的身份，向国内读者多次引介爱因斯坦及其学说。
早在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就刊发了由王光祈所撰，题为《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的“驻德特约通信员”专稿。当时，爱因斯坦的中文译名尚未统一，仅据音译还称之为“安斯坦”，稍后又有“恩斯坦”“爱恩斯坦”之谓。王光祈在此文中激赞称，“安斯坦是近代的哥白尼，是现在的奈端（牛顿），是科学中一个大革命家。”年3月2日，《时事新报》又刊发了由王氏所撰“德国特约通信”专稿，文中首次披露了“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将游中美两国”的独家消息，并捎带透露了其友人魏时珍正着手翻译“通俗相对论”的消息。
年2月1日，由李大钊、王光祈发起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第3卷第7期，以魏氏所译《相对论》与王氏所撰《我所知道的安斯坦》为主体内容，将这一期杂志特别命名为“相对论号”，向国内读者隆重推出。
然而，可不要以为这一期《少年中国》杂志，即是中国第一本“相对论号”杂志了。因为早在约十个月之前，于年4月15日，由梁启超主编的《改造》第3卷第8号，就已然被命名为“相对论号”，这才是国内首创之举。
这一期“相对论号”的封面头条文章，是诗人徐志摩所撰长达15个页面的“雄文”，实在是令略微了解徐氏生涯的当世或后世读者，都惊讶莫名的罢——“相对论”的风靡一时，可见一斑。
略微翻检一遍，可知徐志摩解说的“相对论”，乃是逾越了文理科界限的，带着浓厚人生观与价值观意味的泛哲学理论。这一个性化解说，有着全然“跨界”不顾，深入浅出且又谐趣横生的通俗启蒙之效。开篇这样写道：
“字是一个个都认得的，比喻也觉得很浅显的，不过看过之后，似乎同没有看差不多。我可也并不着急，因为一则我自己科学的根柢本来极浅，二则安斯坦之说素，原不是容易了解之东西……我也不再请教人了，自己去瞎翻。另外看了几本书几篇杂志文字。结果可不能说完全失败，虽然因为缺乏高深数学的缘故，不能了解他‘所以然’的道理，不过我至少知道了那是甚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十余个页面，主要就是去讲述他通过自己感悟理解的，终于知道了的“那是甚么一回事”了。徐氏虽不知其“所以然”，却终于“知其然”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
“‘相对说’根本没有玄想的意味，因为他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种，是纯粹唯物的性质。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了以人心解释自然，‘相对说’是澈底澈面抛开人间世的理论。我们人类一部智识史是发源于以宇宙中心一直到放弃个人观念，这‘相对说’可算最后的一期。此是‘自然法’的最后胜利，其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曾梦见。”
徐氏文中还有提及，约于年秋，著名学者任鸿隽、饶毓泰，以及正在访华的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均已在南京的学术讲演中，主题论述或特意提及了“安氏的相对说”，可知当时不仅有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学术群体，南京及沪上的各路学界精英，也都对爱因斯坦学说投以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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