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对变局与危机的智慧
卢周来
“大多数人一生中会经历一场个人剧变或危机。”然而，能否见证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时间段或重大时刻，则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尤其是如我这样生于上世纪70年代、享受了近半个世纪和平发展红利的这一代人，估计此前很难想到，我们正见证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这场本来可能正在酝酿中的变局，会在这个庚子年以一场全球性流行的新冠病毒形式突然无比狰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因此，我谨慎推荐贾雷德·戴蒙德所著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原因就在于，这本书可能会让我们从历史镜鉴与现实比较中，得到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变局与危机的启示。
《剧变》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个人危机及其处理的艺术出发，分析比较了历史上七个国家在面临大变局大危机不同选择时导致的不同命运，并从中提炼出危机应对的基本框架。在作者看来，当一个国家在面对变局与危机时，领导人与国家必须首先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并愿意承担起责任。有了这个前提，才可能迈上正确解决危机的道路。接下来，国家需要做的，是厘清变革的界限；要有对外开放性的心态与勇气，从外部获得必要的资源与帮助，同时还要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在应对危机与推动变革的时刻，民众对国家的一致性认同显得尤为重要，要善于从本国历史中汲取应对危机和变局的智慧，这可以提升应对危机与变局的历史与文化自信；对变局与危机的处理要有国家耐心，能够忍受挫折、不确定性甚至阶段性失败；要有一定的国家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决策因时而变以及利益包容性；最后，要妥善处理好国家面对的地缘政治约束，尽量为变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戴蒙德以应对变局与危机的基本框架分析了美国状况。他在书中提出，美国在历史上曾经以上述框架有效应对过多次危机与变局，但从当前状况看，美国在未来10年将可能面临四种激进式危机：政治与社会极化、选举制度扭曲、经济上极度不平等以及对未来教育和科技投资的不足。而更可怕的是，美国处理变局与危机的能力正遭到诸多因素的侵蚀。戴蒙德指出，这些因素主要有：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否陷入危机缺乏共识，且频频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墨西哥及非法移民；太多有权势的美国人只想保护自己，不愿出力改善自己的国家；美国的整体性自负正妨碍国家借鉴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成功模式。当然，更有极化现象以及经济的不平等，正使美国社会陷入分裂，统一的价值观已面临严重挑战，国家认同感日趋下降。这也是阻止美国应对危机与变局的力量。
戴蒙德此书面世于年，书中已经对美国年总统大选可能使国家进一步分裂有所预言。但彼时年“新冠”这一自年大流感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瘟疫尚未显现，因此，也自然未进入戴蒙德的视野。但是，今天美国应对这一百年大瘟疫时的种种乱象与表现——政策失调、进退失据、将个人自由置于群体生命之上、自负傲慢、甩锅中国、不相信科学相信政客等等，却无一例外地印证了戴蒙德关于国家应对变局与危机框架的智慧。
尽管我们国家在面对变局与危机时的应对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增加了自信。我们坚持把对生命的敬畏感放在个体自由的张扬之前，坚持发挥国家统一的决策与资源调配功能，坚持基于强大的国家认同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坚持“家国一体”的优秀文化传统，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包容理念，终于得以成为第一个走出瘟疫流行阴霾并率先恢复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大国。而上述做法，也正好呼应了戴蒙德在书中的诸多观点。当然，也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纠正戴蒙德在《剧变》一书中不可避免时常表露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
站在旧年新岁的交汇点上，我们深知，百年变局可能带来的一波波惊涛骇浪仍然在未知的远方，就连新冠大流行后续发展都充满不确定性。我们要有应对更大变局与危机的心理准备与勇气，要进一步克服任何不利于团结和凝聚全民力量的消极因素，要进一步以开放的心态汲取本国与他国历史经验教训，要在进一步强化制度与文化自信的同时又不固步自封。这既是《剧变》一书给我们可能的有益启示，也是笔者推荐《剧变》一书的初衷。
（作者为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推荐书目
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信出版社出版
蔡昉：《大流行经济学：应对疫情冲击与恢复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姚洋等：《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楠：《繁荣与贫困：经济发展的历史根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现代化的现代性跃然纸上
张翼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随后一路推进的开天辟地伟业，缔造了历史新纪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划时代变迁。中国之崛起的世界意义，堪比曾经发生的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以下三本书的阅读，能够丰富我们对国情的了解，在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好地落实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两步走”战略。
在社会史中体验中国巨变
李培林先生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从社会学视角，上承传统文化之根，下接现代化以来中国之激荡应对，将西方社会学的起源与中国社会思想家之深思结合在一起，系统思考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的发展，扁平化压缩式地将西人与东方的智慧糅合在各期历史交汇点上，展示韦伯、涂尔干、斯宾塞、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费孝通等人的观点，由此拉开巨变的思想大幕，让读者感受西学东渐与东学复兴中的碰撞、借鉴、扬弃与吸纳，逐步导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乡建运动、教会学派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等议题。如果说思想之解放展现时代之先声的话，实践之推进奠定理论之基础。该书如思辨之刀，一一解剖传统之硬核，传统与现代化之交汇，以及探索前行的先贤与随后跟进的时代新人对中国经验的艰苦凝练。当然，最宏大的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城镇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短缺经济向丰裕经济，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转型，使中国一雪鸦片战争以来一穷二白与落后挨打之耻，插上腾飞的翅膀，谱写为经济迅速增长、社会稳定发展的高歌猛进凯旋之曲，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厚植现代化的深邃逻辑。相信读者借助作者的导引，既会在广阔的学术史中穿行，又会在庞大的社会史中体验，还会在微观的民生体验中理解“巨变”的深刻含义。
中国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吴忠民先生的《中国现代化论》，读来发人深省。该书从中西发展的不同路径比较，导出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将赶超发展、政府驱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渐进改革、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分享等置于起飞阶段的路径依赖之中，系统导出现代化之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以详实数据与缜密推理总结中国的具体经验，深刻发掘发展过程的长板和短板，细致入微分析内生先发与外生后发的不同特征，从赶超角度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差别。因为现代化过程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才需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努力补足社会建设之短板，从社会公正的价值理念入手，建构结构变迁中的社会整合功能，一方面重视精英群体的成长，另一方面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弥合社会裂隙，化解各种风险，健全社会团结的体制机制。而当前的重中之重，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培养消费的内需拉动基础。
现代化过程的社会行动特质
严飞先生的《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是一本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案头好书。人们习惯将社会行动视为理性行动，但却经常嵌入非理性行动中不能自拔。为理解现代化的复杂演进，以及现代化过程的社会行动特质，我们才需要明白理性经济人、情感社会人和复杂人假设，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和建构生活的实践逻辑。即使你没有社会学学科的基础知识，你也可以在作者的字符中感知社会学的丰富世界，理解圣西门、孔德、马克思、滕尼斯、齐美尔等一干群英建构的学术大厦。如你随作者登堂入室，就会发现在这一众人马中，既存在社会静力说、社会动力说的宏大抽象，也存在阶级、失范、自杀、婚姻、社区、科层制等具体概念。而作者在书尾，以“世界的祛魅”，在世俗化中还人以真实存在，将现代化所形成的现代性跃然纸上。总之，该书打翻学术包装的层层面具，还世界以具象语言叙事，在循循善诱中理解变化的真谛，与读者平等交心，体现着现代学者的现代本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推荐书目
李培林：《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吴忠民：《中国现代化论》，商务印书馆出版
严飞：《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中国法在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丁国强
阐明“中国法之理”
法治既是政治实践、社会实践，又是一种精神现象、文化现象。法的中国精神既是历史积淀，也是时代精神，是中国人民在探寻法治规律的艰辛历程中形成的对法的理解、态度和信念。喻中《论中国法的精神》一书提出构建一种向世界解释中国的法哲学的构想，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法治精神和秩序原理，这是中国法学学术的时代使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做出世界性贡献的题中之义。
喻中认为，百年以来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现代性无关。在落后挨打的历史困局下，大规模模仿西方法律制度并不是现代性牵引的结果。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大不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也是和欧美不同。”
从传统法制迈向现代法治，需要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误区中走出来，构建以中国法的精神为核心的法律价值系统，夯实法律之治的精神根基，从而实现以法治方式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建设，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探寻、建构和彰显中国法的精神是贯穿法治一体化建设的一条主线。有西方学者说：“法律要有活力，则必须反映社会的灵魂。”我们既要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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