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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虽文人漫漫无数，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能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而为“中国大儒”者，惟有沈曾植先生当之无愧。王国维在《沈乙庵七十寿序》里说沈曾植兼有清初诸老社会关怀、乾嘉学人经史考据、道咸以来之民族、地理之学，而且“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俨然推之为清末民初学界第一人。然而这样一个被王国维奉若天人的沈曾植，长期以来在学术史著作中却已渺无形迹。
沈曾植像
生前盛誉，身后寂寞，“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一九一八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心情忧郁的沈曾植写下的《自寿诗》里，半是旷达半是伤感的这两句仿佛是谶语，预言了他的学术命运。沈曾植生活在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地曾经热情地支持过改革事业，是强学会的主要支持者，但当清王朝垮台之后，他却痛哭流涕，他无法接受辛亥革命后的现实。他因而尊孔，在年10月7日首倡“孔教会”，宣称“目击时事，忧从中来俱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创设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教济会为用，希望以此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倡孔子之教”，对废止孔子学说表示了无限的隐忧。年张勋复辟，他风尘仆仆从上海赶到北京，出任昙花一现的“学部尚书”。《清史稿》称他“鞠躬尽瘁，不忘故君……始终如一，亦为人所难者也”，还称他“硕学有远识，惓惓不忘，卒忧伤憔悴以死。鸣呼，岂非天哉”。
LOT吴湖帆篆书题《嘉兴沈文诚公遗墨》
其实，在沈曾植生前，他的学、诗文、书画都曾名重一时。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海日尚书互倡酬”句，“海日尚书”沈曾植不仅是王国维最服膺的清大儒，也是陈寅恪所心仪的大学者，陈早期重点研究西域民族史就是受到他的影响和启发。被誉为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的内藤湖南称沈曾植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年，沈曾植蛰居“海日楼”，门庭冷落，远道而来的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却在辜鸿铭的介绍下访问了他，对他的学识惊叹不已，在《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中称其为“中国之完人”、中国文化的典型。沈曾植的晚年，除了王国维年向他请教音韵，伯希和年和他讨论契丹、蒙古、畏兀儿文和摩尼、婆罗门教源流，他的学问似乎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一代学者晚境的凄凉与寂寞可以想见。
在急剧变化的历史潮流面前，一个旧学问、旧文化的集大成者，如同浩渺汪洋中的一座岛屿，被四周茫茫的海水所环绕，显得突兀而孤独，而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世变下，他的学术贡献和文化成就也渐渐淹没于视野，淹没于时间的长河之中。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对沈曾植的认识仅停留在书法层面的名世，而于其所学所养知之甚尠。所幸，借“澹隐山房藏沈曾植遗墨”的吉光片羽，我们还能怀想这位硕学通儒的嘉行懿范，窥见来自学问渊薮的广邃幽微，以及反思正统文脉的当下传承。
沈曾植（-），浙江嘉兴人，字子培，晚号寐叟，光绪六年（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居刑曹十八年，专研古今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律统、唐律上溯汉、魏”，著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等书。曾加入强学会，积极支持变法维新。年他应两湖总督张之洞之邀主讲武昌两湖书院。
安徽法政学堂第一期毕业留影
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随后八国联军进京，他和盛宣怀等密商策划，走于长江流域，得到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的支持，达成历史上所谓的“东南互保”。不久因他“平日讲求经济，于各国公法条约阅历甚深”回京到外务部任职，期间还担任过短期的上海南洋公学总理，盛宣怀在保举奏折中称他“品学粹然”。
Lot沈曾植安徽师范传习所毕业训词稿
做了多年的京官之后终于有机会外放，他的第一站是江西广信知府，由于他体察民情，为政清廉，政绩赫然，其后由督粮道、盐法道升任安徽提学使，年官至安徽布政使、巡抚，成为一方封疆大吏。在安徽五年，他曾到日本考察教育，积极普及地方教育。他创办地方实业，拒绝与外国列强订约开采铜官山矿。他倡导礼治，“政无巨细，皆以身先”，以惠政善政，造福皖省多年。
Lot沈曾植在安徽师范学堂履职期间所书文稿
另一方面，沈曾植感时忧世的性格并未令他停止对国祚命运的牵挂。宣统二年（），六十有一的他向朝廷上言救亡大计，却被视为迂腐而无人理睬，无奈、失望交织着孱弱的病体，令他再一次萌生了退隐之心。宣统二年（）春夏之交，庆亲王之子载振路经皖境，上司命沈曾植拿出藩库巨款以供招待，沈曾植因拒绝受命而得罪了权贵。无论在京为官，还是外放做地方官，他都力求有所作为，然而在风雨飘摇、腐烂透顶的清朝末年，他的切努力注定了都是泡影。年，他写下《辞皖藩稿》“以病乞休”，从此息影海上。
Lot沈曾植于宣统二年辞官告归之际所书《辞皖藩稿》
Lot沈曾植归里所作诗稿
一年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他始料未及的，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他尊孔、复古，反对共和，所以他才会参与年的张勋复辟。那时，他尚未意识到清王朝已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年4月，沈曾植曾写下这样一段跋语:“当时境厄而神王，颇自信，又信天道不我违也，于今五年，学说益昌而事实属左，余病益甚，岁不吾与矣。”不幸一语成谶，这年秋天他就与世长辞了，终年73岁，“黄叶飘如蝶，青冥逝不遐”是他留下的最后诗句，也是他生命黄昏的真实写照。
年沈曾植于安庆
LOT沈曾植撰并批皖省丁漕文稿
LOT沈曾植习字碎金四开
在晚清新旧学术的转型期中最能体现学术新动向的，一是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二是佛学研究。沈曾植就是在两个领城都取得了非凡成就的学者，遗憾的是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说到晚清“地理学之趋向一变”时，还没提及沈曾植就结束了。沈曾植的《元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注》、《佛国记校注》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失其学术价值。虽然他没有亲临西北进行实地考察，但他对蒙元史的研究、整理、编撰以及对古文獻中涉及西域部分的考证，完全与乾嘉考据学派不同，而更具有经世的意义。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据说他任总理各国事务门时，俄罗斯使臣喀西尼送来俄人拉特操夫《蒙古图志》里载的《唐特動碑》、《突厥□伽可汗碑》等，似乎有意要考校中国人的学问。他写了三篇精彩跋语，考证之严密、准确让俄国人大为钦服，“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引其说，所谓总理衙门书者也”，他的学问确实为当时的中国得了一次尊严。
LOT沈曾植论《兴教劝学》稿本并清稿
LOT沈曾植撰读《吴文正公集》札记
LOT沈曾植撰海日楼札丛
LOT沈曾植勘定地名手稿
清末民初，佛学研究大盛，重视的首先是佛教收拾人心的作用，沈曾植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持有这一看法。王遽常在《沈寐叟先生年谱》中说:“公梵学最深，始业当在四十前后”，但更重要的是他研究佛学的兴趣和方法。从《海日楼札丛》可以看出，沈曾植很关心早期佛教史，这是中国佛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逐渐成为热点的领域，与过去全盘接受佛经所说的传统佛教硏究不同，他开始参照欧洲印度学的成果研究佛教史，视野开阔，思想深刻，不拘泥于传统旧说，提出了许多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说法，如他考证《舍利弗问经》和《宗轮论》差异等早期佛教史疑问等。
Lot沈曾植在整理《开元释教录》时所作题跋
沈曾植还是中国禅宗史研究的先驱之一，“胡适当年给早期门的命名‘楞伽宗’沈曾植早已提到，后代所谓北宗禅史料的“发现即《法如碑》沈曾植也早已发现，胡适自信为禅宗史上最重要人物的神会的意义沈曾植也早已指出，保唐宣什在禅宗史上的存在、曹洞宗与唯识学的思想关系，也是沈曾植的最先发明；至于今人研究中颇有创获的中唐韩愈、李贺诗与密宗壁画之影响、唐诗论以‘势’字论诗语盖出自佛教等等，沈曾植也在《海日楼札丛》的卷七、卷五中已经早早点出”。在他的佛教学理与佛教史研究中已出现了某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型趋向，对于佛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一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的转向，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还没有注意到，对沈曾植在这领域所的努力也没有看清，忽略了沈曾植在学术史上的贡献。
LOT沈曾植圣德太子《胜鬘经》疏跋稿本并清稿
LOT沈曾植撰并批《杨居士塔铭》
LOT沈曾植撰并批《支那内学院缘起》
LOT沈曾植尊胜佛顶真言
沈曾植诗文、书画无所不能，他以学问人诗，诗风古奥深邃，博大精深，喜用佛典，却能在艰深险拗中见情，所以卓然成家，被称为“浙派”，同时代的郑孝胥、陈衍推他是“同光体之魁杰”。沈词郁伊善感，和平荡听，与其诗之奥僻艰深、沉邃奇崛的面貌迥然有别，可深见其推崇晚唐五代的香弱词风，有追求“险丽”奇诡的审美趣味。代表作《曼陀罗寱词》未刊稿。他生当中国古典诗词没落的年代，是古典诗词抵抗诗歌改革新潮的最后一次努力，尽管这样的声响孱弱而微茫。
LOT沈曾植《曼陀罗寱词》未刊稿
LOT沈曾植题《八大山人睡猫图》等诗稿
LOT沈曾植五言诗稿（附封）
LOT沈曾植撰并批诗稿
LOT沈曾植《雪桥诗话序》稿本并清稿
05
作为中国最后一代受过完整的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他偶尔也画山水，专家评论他的山水小幅淡雅有韵致，但艺术成就远不如他的书法。在书法学上，他首次系统、详尽地阐述了碑与帖的关系及发展脉络。在书法实践上，他早年专攻帖学，中年学钟繇，后来穷魏碑，极章草，由帖人碑，熔铸汉隶、北碑、章草于一炉，进入了碑帖融会贯通的独特境界，而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创造出“奇峭博丽”（章士钊语）的沈体书法。
LOT沈曾植《明祝枝山草书秋声赋卷跋》初稿
王蘧常在《忆沈寐叟师》中言：“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来。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然后再及於书，后之学先生书者，其在斯乎。”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
Lot沈曾植临王献之《奉对帖》
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中举后，开始学包世臣，并取径於邓石如、吴让之，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有关。一方面接触北土书家，另一方面，开始收集碑帖拓片，钻研书学。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既有艺术的眼光，也有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今后书法风格的形成有著积极的影响。他一直主张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晚年“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观点是一致的。
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在用笔提按方面，受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沈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晚年案头常置“《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帖，《郑羲》《张猛龙》《敬显儁》等数碑”，可窥其为学之道，知类通达，碑帖兼融。
Lot沈曾植章草录黄庭坚《洛阳雨霁诗》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著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亦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
Lot沈曾植诗稿及习字碎金
康有为撰沈曾植书画润例
沈曾植文名、诗名、书名并重一世，身后更隆。他是清季书法最后之大人物，又是民国书法的启迪者，继往开来，足为大家。康有为素来自负，但对沈曾植推崇有加，他认为沈之“法书宝墨，则鸾翔凤翥下众仙。先德赖以表明，荒山传以下朽，感深存殁，衔戢不任。”曾为沈曾植撰写鬻书润格。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为之书写，但康氏婉拒，谓“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传为佳话。沈之书名，亦可见一斑矣。
06
辛亥革命以后的沈曾植确乎已不合时宜，但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在刑部郎中任上参与发起强学会，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强学会禁、戊戌变法失败，“道情拯溺平生，岂问迁儒抱经”，“世界归依报，衣冠及祸门”，他的伤心、沮丧、愤和叹息几乎都写进了他的诗中。当时不少人对曾经作为变法依据的公羊学讳莫如深，他却嘲弄他们“因而废食”。年，当人们对实行新政仍忧心神忡时，他在给张之洞提出的四条建议中就包括“奉行新政”。年，新旧思想的争论热火朝天，夷夏之使这一争论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在访日时却毫不含糊地对伊藤博文的宪法理论和穗积博士的学说表示赞赏，称其为“治新旧思想于一炉”。因此，说沈曾植一贯是个抱残守缺的保守派怕并不合适。
LOT沈曾植撰并批《汪穰卿遗书题辞》
LOT沈曾植东三省铁路修筑事宜暨边境地理战略论稿本
辛亥革命起来了，他并不震惊，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新时代并没有带来令人向往的新生活，带来的只是军混战，政治纷争，权力舞台上走马灯似的变幻，黑暗、腐败依旧如故。他不是什么热血青年，而是一个饱经沧桑、长期在清延任职的一代大儒，这个时候他怀念的不仅是刚刚消失的旧王朝，还有挥之不去的传统文化，这一切成为他批评乃至否定现实的依据，他追忆逝去的时光，追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在他和他同时代许多人的身上都具有这种文化的象征性。从沈氏的遗稿之中，常见其为友人所书之寿序，受主多为沈曾植昔日同僚或同道旧雨，也是后来被称之为“遗老”的诸多文人，都不自觉地被他纳入到一个相同场域的文化群体当中。
Lot沈曾植撰并批《龚自珍传》
Lot沈曾植《张让三（张美翊）六十寿序》稿本并清稿
Lot沈曾植为吴昌硕撰并批《缶翁诗序》
Lot沈曾植为沈瑜庆撰并批《涛园记》
Lot沈曾植为李慈铭撰并批《越缦堂寿讌诗叙》
民国成立以后，沈氏仍念念不忘“继先圣之传，复宗邦之旧”，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到上海，他痛哭不已；当他看到友人从光绪陵墓中携来的一片石头，竟为之唏嘘竟日；连光绪的皇后去世也使他感慨万千。他的诗中有“身在南藩且无预，心悬魏阙怀千忧”的句子。年，他兴冲冲北上出任“学部尚书”，以为那个失去的时代又回来了，可惜只是过眼烟云。年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年头，清朝灭亡已八年，他还在感叹“不知何处是故乡”。
王朝的毁灭、文化的转型使他产生了无家可归的失落感。也因此他被看做是“前清遗老”，甚至被斥骂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余孽”。“不知何处是故乡”，数千年来多少次王朝兴衰更替都没有触动过的传统文化，是他心中真正的“故乡”，而这次王朝崩溃却伴随着文化的衰亡，对他而言就如同丧失了家园，那是他精神的“故乡”。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他在晚年闲居时所作的小说《洛神》中所描绘的那些旧时幻梦的剪影，还有《兰陵君》中隶属文化精英的主人公被世变所异化的魔幻，无不流露着“故国神游”的诗意和感伤。
LOT沈曾植小说《洛神》稿本
LOT沈曾植小说《兰陵君》稿本
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无疑是在悲伤、寂寞中度过的，面对个他所陌生的新时代，他指出“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他自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天然地负载着文化的责任，旧朝的覆灭在他看来是一种文化的灭，是“道”与“术”的分裂，他所重视的不仅是一家一姓的权位更替，更是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在沈氏这样的“硕学通儒”的视界里，“欧华糅合”带来的文化失范、社会失序，其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因此，他强调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强调一种“至美、至深、至完善、至圆明之国粹”。恐怕这才是他“旧朝情结”的源头。
LOT沈曾植撰并批《礼议叙》
尽管身后湮没无闻，但沈曾植在当时的学术界无疑享有崇高的声望。他学识渊博，早年精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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