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地库里，收藏有册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从明成祖朱棣编写《永乐大典》至今，已经有余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永乐大典》经历各种不幸遭遇，丢失了一万多册。目前全书仅有不足4%，册左右的《永乐大典》流散在世界各地。然而，专家们发现，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
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所有能见到的所有《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撰的。那么，《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明朝各代帝王中查阅过《永乐大典》的却寥寥可数。
一、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有特殊的兴趣
明世宗嘉靖皇帝却是一个例外。即位于年的嘉靖皇帝在明朝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在位45年,崇信道教,朝政昏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却似乎对《永乐大典》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与其他皇帝不同,嘉靖皇帝的案头常常放置几册《永乐大典》以便随时翻阅。
一直以来，嘉靖皇帝很想将《永乐大典》重录一部，多次同大学士徐阶谈过。但这个想法都因为工程过于浩大，重录难度太高，而被搁置下来。嘉靖皇帝当然也应该非常清楚，要重录这样一部大型书籍，其难度可想而知。那么，又是什么事情让嘉靖皇帝下定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开始重录《永乐大典》呢？
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火势连绵。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受到威胁，情况非常危急。大火消息传来，让嘉靖皇帝感到最为担心的就是《永乐大典》的安全。他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永乐大典》。幸亏抢救及时，《永乐大典》才能逃过这次浩劫。嘉靖皇帝因此心有余悸，决心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
大火之后的第五年秋天，工程浩大的重录工作正式开始。对于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大类书，重录官员选择了按照原本进行“对本抄写”这个最为简单也最为正确的方法。工作进行了整整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重录工作还在进行。新皇帝明穆宗继位之后，重录工作才得以完成。
据史书记载，重录的《永乐大典》的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令人叹为观止。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两个版本。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这就是说，国图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副本。
二、《永乐大典》正本失踪
不仅如此，历史上被八国联军毁掠的是明嘉靖后期重抄的副本，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这就是说，《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了！
册《永乐大典》正本已经彻底消失了几个世纪！《永乐大典》正本究竟何去何从？它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如果存在，它到底在哪里？如果已经不存在于世界上，它又是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方式毁灭的？对于正本的下落，为什么历代史书中不见任何准确记载？
围绕着《永乐大典》正本的是一个又一个讳莫如深的谜团，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疑案”。关于正本的第一种说法，毁于清乾宫大火说。第二种说法是毁于明亡之际说，说穿了，就是被李自成焚毁了。
尽管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正本却从未现身过。
以记录史实翔实著称的明朝官修史书《明世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上(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
栾贵明先生是当今研究《永乐大典》的权威学者，他引用《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的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
“两处收藏”是否暗示着什么呢？栾贵明认为：为了拨开罩在《永乐大典》上的重重迷雾，必须抓住《永乐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现前后的事件。《永乐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栾先生认为,《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因此,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关联,从这个地方追踪下去,或许可以有意外的发现。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几个一直以来不为人所注重的日期引起了栾贵明的注意。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六十，在位45年。”
“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
“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
一般研究者认为，《永乐大典》副本抄完，是在隆庆元年四月。而嘉靖已于上一年十二月“崩”，看来另存的“他处”究竟在哪里，似乎与嘉靖帝没有关系。说到这里,争论的焦点似乎都已集中在嘉靖帝身上。
栾贵明研究发现,礼仪日程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并不是抄录完成的最后日期。所谓抄录完成的日子应当在四月之前。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更加靠近了。
可是却从此时起，《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杳然。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的同时，必然会记载该书典藏于何处，并在官修书目中着录，以彪炳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的重录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这是为什么？
历来以简明扼要著称的《明实录》，记载皇上对《永乐大典》重录大臣的表彰及爱怜之情，连篇累牍，不厌其繁,是《明实录》中少有的长篇大论，可偏偏没有提及《永乐大典》正、副二本分藏在什麽地方。
当然，如果记载出一处来，另一处究竟在哪里，便会引出更大的疑问。那么,这是不是有意的隐瞒呢？由此栾贵明认为：《永乐大典》正本的消失，带有明确的人为的突然性质。而人为的焦点显然在嘉靖皇帝。他并不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但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珍爱永乐大典；他对《永乐大典》的重录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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