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长篇小说《民谣》问世不久，批评家、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又有一部重要新作《“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它努力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那些足以留名的小说、轰动一时的刊物、影响深远的会议、引发争议的讨论……它们都是怎么来的？
对王尧来说，之所以选择以“新时期”作为文学口述史的范围，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学具有“讲述性”，多数的亲历者健在，而且仍然是当下文学的主体。整本书以讲述和注释为基本结构，主体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思潮事件论争”，下编“创作编辑出版”。能感受到，它试图容纳作家讲述之外的更多声音，比如相关文学编辑、出版人、批评家、文学活动家的各种说法。这些声音可能相互印证，也可能在有出入处引人联想更多。
《“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有心的读者也可以将《“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和《民谣》放在一起读。它们一部“非虚构”，一部“虚构”，差不多是在一个时间段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兄弟”。它们都希望呈现出一种“多声部”，与《“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众声喧哗”相对，《民谣》也让勇子、李先生、杨老师等更多渺小的民间个体发出声音，是一种区别于“大记忆”的“小记忆”。而在《“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和《民谣》之后，王尧今年还将出版两部非虚构作品《沧海文心：战时重庆的文人》和《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以及散文集《时代与肖像》、学术随笔集《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种文体写作，王尧都试图通过它们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王尧承认，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想法：“从历史的进程看，渺小如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不计’不等于‘没有’。当我重建这样的关系时，可知我的来龙去脉。这是安放自己精神，也是探寻来路的一种方式。”
《民谣》首发于年《收获》杂志第六期“我是一个写作者，尽管涉及到不同的文体，但在‘文章’的传统里，我不认为自己是‘跨文体’写作，用不同的文体表达思想情感是汉语写作的传统。”近日，王尧以一位写作者的身份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不止一次说过，批评家、学者、散文家、小说家这些名号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只把自己视为一位“写作者”，只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去年年底，六十岁的王尧在《收获》交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做口述史的过程，本身就很有“故事性”
澎湃新闻：《“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中的口述，一部分完成于至年，还有一部分完成于年前后。当年你做这些采访时，就隐隐有了做一本口述史的冲动吗？
王尧：做一本口述史的想法，始于年，当时我在台湾东吴大学客座。一次淡江大学的朋友邀请我去给他们学生的田野调查报告会做评议人，我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口述史的学术文献。在东吴大学客座期间，我还访问了余光中、陈映真、黄春明等作家，在整理录音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将声音转成文字的微妙。当时，我只是给了自己一个问题：能不能做一本文学口述史。
从台北回来后，正好是暑假，时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的林建法邀请莫言和我到大连相聚，大部分时间谈创作和研究。我提出在苏州大学设立一个“小说家讲坛”，小说家到校演讲，杂志刊发作家的演讲录和我与作家的访谈录。这个讲坛持续了好几年，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文学事件。在做访谈录的过程中，做一本口述史的想法清晰了。
于是，我在年，一方面策划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做了《莫言王尧对话录》、《韩少功王尧对话录》、《李锐王尧对话录》，你现在读到的口述史中的年的部分与这些对话录相关。一方面做口述史的案头准备。这个准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口述史的理论研究，我尽可能搜集中外文献，用了一段时间研究口述史，后来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文学口述史的文章。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一般的口述史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文学口述史，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二是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1xbbk.net/jwbls/54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