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卓绘
书房，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寒窗苦读、著书立说、燕闲清赏、雅集畅叙之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精美的文房器物不仅是实用的工具，也是文人精神上的良伴，蕴含着制作者的匠心巧技和使用者的审美追求。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其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文人墨客书写的文化史，也是一部大国工匠雕琢千年的文明史，还是一部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创业史。尽管现代文明创造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具，“文房四宝”以及衍生出来的笔架、笔洗、墨床、砚滴、水呈、臂搁、镇纸、印盒、印章等各种文房器物，迄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们既反映了古代文人恬静风雅的艺术趣味和卓然于世的个性追求，也作为国家礼治和华夏文明的象征，在现代持续发挥着作用。
文房器具悠悠历史长达千年，是重要的书房用具，亦是文人雅赏之物。中国古代文房器具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进程紧密相伴，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经开始探索使用笔、墨（天然墨），至东汉，文房器具中笔墨纸砚已经初步定型，此后相继出现了不同形制和用途的水盂、水注、笔架、笔床等辅助用具。古有“蒙恬造笔”“蔡伦造纸”之说，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许多文人或书画家亲自参与书画材料的制作，例如韦诞制墨、张芝造笔、苏轼制墨等，进一步提升了文房器具的品质与文化内涵，同时也让文房用具与书画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
古代文人仰慕“先贤”“名士”的艺术成就与理想人格，临摹是他们学习的重要方法和悠久传统，文房器具也成为访其踪、承其志的重要载体。他们在文房器具中引入前代书画家与文学家的书法、诗词、典故，借以表达追慕之情，并从中寻找精神知己和心灵寄托。对明清时期的文人而言，历代文人雅士的书画名迹、奇闻逸事及其美学品位、对知识的探求、狂放豁达的性格，都是他们追慕的对象。北京艺术博物馆近期推出的“瓶花落砚香——明清文房雅器展”中，就有不少器物反映了明清文人对前代书法家的追慕之情。明清文人借文房器具之体，寻觅心灵空间中的契合与对话，也让今天的我们领略到别样雅趣。
汪节庵集锦墨：摹王羲之书
王羲之，字逸少，世称王右军，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淮南太守王旷之子。王羲之少学卫铄，后渡江北游名山，见到李斯等诸名家的书迹，又在洛阳看到蔡邕书写的石经三体书及张昶的《华岳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遍学众碑，书艺大进，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
王羲之素有“书圣”之誉，所写书法中，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等最有名，行书以《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代表作《兰亭集序》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贞观十九年（年）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17年后，携梵本佛典到长安，太宗见之甚喜。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并从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年），太宗亲自为之撰序，皇太子李治作记，此序和记，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20余年，于咸亨三年（年）刻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唐代以后，《圣教序》一直是研习书法尤其是行书公认的最佳范本之一，赵孟頫等名家都曾临习，清代文人也多追慕临摹其书法，查升、梁巘等均有传世作品。
▲仙露明珠墨，一面阴文填金行书“仙露明珠”，另一面阴文填金行书“王羲之书”。
清代的汪节庵集锦墨，一套八锭，分别为仙露明珠墨、汉瓦墨、其德比玉墨、黄海松心墨、旃蒙大渊献墨、古龙香剂墨、寿墨、兰皋仿古墨，合装于黑漆盒中，盒面彩绘莲花图。其中，仙露明珠墨双面镂刻云纹，一面阴文填金行书“仙露明珠”；另一面阴文填金行书“王羲之书”4字。墨两侧分别是阳文楷书“新安汪函璞斋仿李廷珪万杵法造”“嘉庆乙亥康兰皋摹圣教序字”。
汪节庵，安徽歙县人，清代歙派制墨业的代表人物，善制集锦墨，所制之墨，文雅与富丽风格兼而有之。据了解，此墨制于清嘉庆二十年（年），为康绍镛任安徽布政使时向汪节庵定制。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兴县人，嘉庆四年（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康绍镛仰慕王羲之书法，以“仙露明珠”“王羲之书”8字表达自己的推崇之情，此墨交由当时被誉为“四大墨家”之一的汪节庵定制，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挥毫落纸如云烟墨：引张旭之誉
▲挥毫落纸如云烟墨
张旭，唐代书法家，字伯高，一字季明，擅长狂草，被后世尊称为“草圣”，其书法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一起被称为“三绝”，传世作品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杜甫有一首名为《饮中八仙歌》的诗作，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8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生动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诗中，杜甫称张旭为“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清代的挥毫落纸如云烟墨，长10.5厘米、宽1.9厘米、高0.7厘米，委角长方形，双面起边框，墨面漱金，云纹底上阴文填蓝行书“挥毫落纸如云烟”，墨背雕云纹。此墨引用形容张旭书法的诗句，有托物言志之意，用以自勉，希望使用者以张旭之书法为楷模，书法造诣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
长方形抄手端砚：借苏轼之名
▲长方形抄手端砚
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与终身与俱者，惟砚而已。”明代陈继儒《妮古录》云：“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可见砚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重。
宋代，在文人的推动下，用砚、品砚、藏砚皆成时尚，砚的样式之丰富、制砚工艺之精湛、砚材质地之精美、砚文化积淀之深厚，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文人意趣和美学思想之广博，为后世所推崇。在我国砚文化历史上，米芾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素有“砚痴”之名，所著《砚史》对砚石质地、砚台形制等方面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并参与端砚的制作，对砚制作工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代另一位文豪苏轼，也颇为爱砚。据说，苏轼12岁那年，在家乡空闲之地玩耍时捡到一块淡绿色石头，细细观摩下竟发现闪闪银星，抚摸石质，坚实细腻、温润凝莹。他的父亲苏洵认为此石“是天砚也”，于是便制作了一方砚台交给苏轼，并嘱咐儿子好好保管。从此，苏轼开始了他的爱砚、藏砚之路，他曾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诗中说“我生无田食破砚”，还曾作《端砚诗》来赞誉端砚。
明代长方形抄手端砚，长19.8厘米、宽11.8厘米、高8厘米，长方形抄手式，砚面平整，砚池狭窄，略呈一字形。砚左侧壁刻东坡居士砚铭“瀛洲著绩，翰墨云烟，别有天地，学士神仙”，镌“苏轼”篆文印；砚右侧壁篆书“苏氏之宝”；砚底刻“瀛洲家藏”4字篆文，随石眼雕17根高低错落的石柱。苏轼传世墨迹中所见钤印并不多，《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只收得“眉阳苏轼”“耆得忠正”，苏轼跋王巩藏《烟江叠嶂图》，钤篆文“赵郡苏氏”“东坡居士”印文，未见有“苏轼”篆文印。综合砚式、钤印、铭文书风等因素分析，此砚为明人所制，托苏轼爱砚之典，表达对砚台的珍重与喜爱。
（作者胡桂梅系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艺术博物馆供图）
文房清供之仿古玉器：书案上的清雅陈设
周婀娜
▲白玉百乳方鼎（清）
▲青玉兽面纹方鼎（清）
▲白玉兽面纹双耳活环彝（清）
▲青玉方觚（清）
▲青玉兽纹觯（清）
“清供”的含义，一为清雅的供品，包括松、竹、梅、鲜花、香火和清素的食物等；二指古代器物、盆景等供赏玩的东西。文房清供多指的摆放于案头的小型器物，其形态多样、材质多元、功能多用，精美的造型和考究的工艺凝聚着能工巧匠的技巧智慧，反映着文人雅士的知识修养、生活喜好和审美情趣，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人文知识。
文房清供最初的原型是宋代的文房器物，包括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臂搁、水滴、古翰墨笔记、古画等。明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文房用具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文房清供的种类剧增。清代，文房清供发展至鼎盛阶段，除了实用的文具，更多的是纯粹供赏玩的器物，很多精美陈设品也一并归入文房清供的行列，几乎清代所有的工艺品种类，都能冠以文房清供之名。
中国玉器的产生可追溯到一万年前小孤山仙人洞遗址中发现的3件玉质砍斫器——这应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玉质工具，此后，玉器的使用延续至今，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古至今，中国人对玉情有独钟，赋予玉深厚的文化内涵：“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是玉所具有的美德；“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是《礼记》中对玉蕴含的人文道德的描述；吉祥、平安、富贵、健康、益寿、富丽，是玉器中蕴含的美好寓意……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指代文房清雅之物，如笔被称为“玉管”，墨有别名“玄玉”，纸有美誉“玉版”等，因此，以象征温润之德的玉与文房清供相结合，似乎再完美不过。玉器因其质地特点，具有使用时间长、更新换代慢等特点，在历代工艺品中属于最有传统风格的器物之一，以玉制作文房清供，又赋予文房清供更深层次的含义以及更久远的艺术生命力。
仿古玉器是文房清供的一个重要品类。仿古玉器的“仿古”，一个是模拟仿制，这种模仿建立在制作者对有时空距离的艺术品的认识之上，包括形制、纹饰、材质、用途和思想内涵等多个方面，制作目的则因角度不同而出现异化；另一个是延续传承，这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朝代更替时并不会完全抛弃前朝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而是汲取精髓、改革陈腐，由此社会才能进一步发展。玉器作为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的载体，其题材、设计和技艺也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变革更新，呈现出传承有序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仿古玉器仿制的通常是青铜器，其名称也沿用青铜器的原有名称，这样在器型上不会产生歧义。
鼎在青铜器中是重器，《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武丁祭祀成汤时，有一只野鸡飞立于鼎耳之上鸣叫，武丁深感忧虑，大臣祖乙劝武丁“无忧，先修政事”，说明鼎是用来进行大型祭祀即“国之大事”的神圣之器。以玉制作的鼎，一般在体积上远远小于铜鼎，其功能也不再是祭祀的圣器，更多的则作为高雅的陈设摆件。一般铜鼎上所饰之纹饰，在玉鼎上都有反映，如饕餮纹、乳钉纹、蕉叶纹、云雷纹等都是常见纹饰。但这些纹饰应用在玉器上，不像在青铜器上那样硬朗粗犷，而是更加细腻委婉，给人以神秘但不失温婉的感觉。像山东博物馆所藏清代白玉百乳方鼎，通高22厘米、长13.5厘米、宽7.4厘米，四柱足，两立耳，遍饰乳钉纹，两立耳镂雕变形双胜纹，四柱状足浮雕兽面纹，盖饰乳钉纹与绳纹，盖顶镂雕蟠龙，美观大方，魅力十足。还有一尊清代青玉兽面纹方鼎，通高16厘米、长16厘米、宽10.5厘米，长方形腹，四柱足，方唇，二直耳，口沿下饰夔纹，以云雷纹为底纹，腹饰大兽面纹，每面两侧下部均饰一倒夔纹，器壁有棱脊，器身配一隆起的长方形盖，盖外侧也纹满兽面纹，也是仿古青铜器的玉器代表。
彝，在古代是对青铜礼器的一种通称。《尔雅·释器》称：“彝，卣、罍，器也。”郭璞注：“皆盛酒尊，彝其总名。”在古籍中未见以方彝为礼器的记载，宋人将这类器型作方形并称之为方彝，而后世所出的方彝铭文中也未发现器名，因而考古界仍沿用旧说，将此类造型器物称之为彝。以玉为材质制作的彝，则更增添了这类器物的神秘色彩。此类器物多受皇室追捧，在普通的文房清供中并不常见。如一尊仿青铜器造型制作的清代白玉兽面纹双耳活环彝，通高17厘米、口长6.5厘米、口宽3.8厘米、腹宽7.8厘米，盖与器四角设扉棱，器身饰兽面纹，颈部两侧有耳。
觚原为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酒器，也做祭祀用器，但因其造型优美典雅，宋代以后，觚便成为仿古类瓷器、玉器、珐琅器等模仿制作的重要母型。玉质觚形器除了单独摆放，还可作为花插使用，是书房中常见的陈设品之一。在仿古玉觚的纹饰应用方面，兽面纹是其常用的主题纹饰，这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是一致的，但玉觚上面的兽面纹没有青铜器上的那么抽象、狰狞、繁复，线条更简洁明快。如清代青玉方觚，高22.8厘米、口长7.4厘米、口宽5.7厘米，玉质莹润，呈青色，局部有沁斑。器方体，分三段，上下两段中空，中段实心，上中下三段为8道扉棱，齿状扉棱上阴刻回纹，上下两段阴刻蝉纹，中段剔地雕刻兽面纹。
觯是青铜器中常见的饮酒之杯。《说文·角部》称：“觯，乡饮酒角也。《礼》曰，一人洗举觯，觯受四升。”《礼记·礼器》说：“尊者举觯。”郑玄注：“三升曰觯。”觯也做祭祀之用。玉觯作为文房清供的一种，与玉鼎、玉觚、玉彝的用途一致。如清乾隆时期的青玉兽纹觯，口长6.2厘米、口宽3.9厘米、足径5.7厘米、高13.7厘米，为扁圆形，侈口，束颈，鼓腹下垂，圈足，足沿较高，自口沿至腹部前后分别设有3道扉棱，颈、腹部分别饰饕餮纹，两耳分别为两只首尾相接、形似攀爬的螭龙，口衔觯沿，做工精致，造型古朴。
（作者系山东博物馆典藏部副主任，本文图片由山东博物馆提供）
砚池水满墨花香
夏建军
▲苏东坡断碑砚
▲寸耕砚王镛藏
▲《幽香》刘克唐制
作为中国独有的文书用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成为中华文明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砚，又称砚台，是画家和书法家“砚磨雾起、笺染云生”必备之器具。“文房四宝”中，砚台的质地最为坚实，具有“传万世而不朽”“历劫而如常”的价值，因此古人也认为“四宝砚为首”。
砚台由石器时代的研磨器逐渐演变而来。相传远古时期，黄帝得一美玉，便命工匠琢成砚台，取名“墨海”，并镌上“帝鸿氏之砚”几个字。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砚台的历史确实由来已久。
先有墨，才有砚台。作为研墨的工具，砚台是伴随墨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一块石砚。这是先民们借助磨杵研磨颜料的早期砚的形制，由此推算，年前已经有了砚台。
殷商时代，毛笔已较为精良，因此与之相配的砚等其他文具也获得进步。两汉时期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发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此时，砚的使用已十分普遍，“砚”字也正式出现。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的人工墨碇，加上纸的发明，砚的形制渐归统一。汉砚多为石、陶材质，皇室、贵族也有用玛瑙等珍贵玉石作为制砚材料的。此时的砚台上还出现了铭文，记录时间、人物等信息，砚台的装饰也十分讲究。唐代是制砚工艺的鼎盛时期。两宋时期，砚台在形制、材质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其砚形基本为唐代的延续和演变，以实用性为总趋势，还在箕形砚的基础上创制出抄手砚。明清两代，砚台的制作逐渐向艺术化发展。直到现代，随着书画墨汁的大量生产，砚台则更加趋于工艺美术化了，可谓“墨池水暖波澜壮，铁砚香浓气象新”。
古往今来，砚台经历了不断变化，质地、技艺日臻考究，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造型优美、雕刻精细的砚台，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文人墨客青睐的文房用具和精美工艺品。
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甘肃的洮河砚、山西的澄泥砚被称为我国“四大名砚”。其中，端砚因产于古端州（广东肇庆市的端溪）而得名，其石质纯净、细腻、滋润，发墨不损笔毫，制作工艺非常讲究，以古雅、朴实、精美、自然之特点闻名于世，有“天下第一砚”的美誉。唐代诗人李贺写诗赞之：“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歙砚始于唐代，产于江西婺源的龙尾山，歙砚石质坚硬润密，纹理美丽，抚之如肌，磨之有锋，涩水留笔，滑不拒墨，墨小易干，涤之立净。砚台雕刻精细，浑朴大方，敲击时有清越金属声，贮水不耗，历寒不冰，呵气可研，发墨如油，不伤笔毫。
洮砚产于甘肃洮州，石质碧绿，莹洁如玉，色泽细润，发墨快，贮墨时间长。“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淬笔锋利如锥。”这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对洮砚的赞美。苏轼得到黄庭坚所赠洮河石砚后，在上铭曰：“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珉，至中国……”
山西绛州澄泥砚是“四大名砚”中唯一的陶砚，用经过澄洗过滤的细泥烧制而成。据了解，澄泥砚制作技艺孕于秦汉、兴于唐，历史上曾一度失传，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上好的澄泥砚，温润如玉，触如童肤，发墨不损毫，扣之金声，由于原料来源、烧制时间不同而有不同颜色，其中以朱砂红、鳝鱼黄、蟹壳青、豆沙绿、檀香紫为上乘颜色，尤以朱砂红、鳝鱼黄最为名贵。
“四大名砚”之外，还有山东的鲁砚、贵州的思砚、湖南的凤砚、吉林的松花石砚、安徽的乐石砚等知名石砚。这些石砚的制作都蕴含着工匠的辛勤劳动，往往要经过深测、开凿、运输、选料、整璞、设计、雕刻、打磨、洗涤、配装等10多种艰辛而精细的工序。
过去，许多文人墨客在砚上镌诗题铭，并以收藏砚台为乐。相传，苏东坡长子苏迈将去德县做县尉，临行前，苏东坡送他一方砚台，并刻有四句铭，以作告诫：“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思是说，你可以用这砚学习，学习时应当如饥似渴；可以用这砚追求上进，求上进时应当常有所警醒；可以用这砚写治理财政的文章，治理财政时应当经常考虑给予百姓利益；可以用这砚书写断狱文告，断狱时应经常想到犯人要悔过自新、求得新生。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曾请人在砚上镌刻下他的砚铭“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写出了革命军人的高风亮节和铮铮誓言。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砚台的记载和传说，以及很多歌咏砚台的诗句，在民间还流传着不少砚谜语，如“四四方方一块田，半边有水半边干，一条乌垅来戏水，黑云盖了白云天”，通俗、有趣的比喻让砚的形象更加生动，这些共同组成了源远流长的砚文化。现代中国，砚文化再次迎来繁荣发展时期，在传承与创新并举中百花齐放。
年7月18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明清文房中的追慕之情》、
《文房清供之仿古玉器：书案上的清雅陈设》、
《砚池水满墨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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