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散文《伤仲永》中，记叙了一位曾经“指物作诗立就”的神童方仲永，最终因没有持续学习而“泯然众人矣”的故事。神童的故事，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人们往往惊讶于神童的过人天赋，又隐隐对神童的未来感到好奇——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神童？那些早慧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到底是“乘长风破万里浪”，还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魏晋南北朝，神童故事就非常盛行。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专门一章《夙惠》，记录了魏晋时代神童的故事。刘义庆生活于南朝初年，所记大多是东晋人的事情。其实上迄三国下至南陈，三百七十多年间，儿童早慧现象代代不绝，密集程度远远过于其他历史时期，其中原因颇可玩味。
宋代《冬日婴戏图》轴
年画《孔融让梨》
一皇族与士族盛产神童
皇族中有许多神童，像曹操之子曹植、曹冲，东晋元帝之子明帝司马绍，齐武帝之子萧子隆，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皇孙萧大心、萧大临、萧大连，以及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子高澄、高洋，北周文帝宇文泰之子宇文宪等等，都曾展现出过于常人的聪颖智慧。这些神童也不全是史家过誉，确有一些皇族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聪明人。
例如晋明帝司马绍，他年幼时，有一次被父亲抱着，接见一个从长安逃到东晋首都建康的臣子。元帝打听洛阳的情况，问着问着君臣潸然泪下。司马绍问为什么哭，元帝对他说了八王之乱、晋室南渡的事。又问司马绍，你可知道长安与太阳哪个远哪个近？司马绍说太阳远，因为从来没听说谁从太阳那边过来。次日朝会，元帝当着大臣们的面又问司马绍哪个远，意在炫耀儿子懂事，司马绍突然说：“太阳近，长安远。”元帝惊讶地问怎么和昨天说法不一样，司马绍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套说辞，表面上看充满了辩证色彩，颇合晋人玄谈的风范，其实内中蕴藉的是东晋人对故都沦丧的伤感，展现出司马绍远远超越年龄的智慧与审练。
历来能够开基建国者，既要有万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更要有远远超乎常人的智力和意志力，他们的子孙多多少少遗传一些优秀特质，这也是历代皇族神童多出于二代而不是末世的原因。皇族神童们耳濡目染，也大多能继承父辈明于世事的优点。比如北齐神武帝高欢次子高洋，幼年时受大哥高澄欺负，表面经常被吓得涕泪交加，实际上是个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的人。他师从范阳名士、著名的经学大师卢景裕学习五经，经常默而习之，学识超出寻常孩童，卢景裕都探不出他的底。高欢测试诸子的才能，扔出一团杂乱的丝让他们解开，诸子茫无头绪，唯独高欢给出了“乱者须斩”的答案。快刀斩乱麻典故原型，就是这位扮猪吃虎的王子。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掌握了文化资源，在世代家常传承中，也出现过很多早慧之人。魏晋时有孔氏、钟氏、诸葛氏、陆氏，东晋以后袁、禇、王、谢等士族在江东崛起，各个大姓都有不少神童，尤其是最负盛名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几乎达到了“量产”的程度。琅琊王氏子弟有神童之誉的，自东晋至梁，先后有王彧、王僧绰、王微、王淮之、王瞻、王锡等。其一大原因在于族长们有心培养。东晋末重臣琅琊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他把历代为官的见闻记录下来，藏到一口青箱子里，留给后世子孙学习。世人艳羡不已，称之为“王氏青箱学”。王彪之所记应当不是庸俗的官场哲学，而是近于史书的系统知识，对教育培养后人非常有益。谢氏也不遑多让，谢尚、谢安这两位光大谢氏门户的头面人物，幼年早早显露出过人之才，谢尚被誉为“八岁神悟夙成”，谢安四岁时就“风神秀彻、神识沈敏、风宇条畅”，谢安侄子谢玄，谢玄之孙大诗人谢灵运，以及谢弘微、谢瞻、谢惠连等，早慧者代代不绝，堪称奇观。
王谢家族神童多不是偶然的，尤其是谢氏家族的神童大多精于文义和文学，方向非常聚焦，效率出奇的高，隔几代就出一个神童，仿佛是“私家定制”一般，这一方面是文化积累熏陶的自然之理，另一方面也是王谢家族刻意培养、塑造和宣传结出的硕果。可见后天教育对于启发天性、培养成材的极端重要性。
二文人笔下神童爱抖机灵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文人笔记，对神童的口才、机敏、文学等方面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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