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 http://m.39.net/pf/a_8872039.html
原创金满楼中华读书报
本文要点：
自康熙、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后，这一国策即为后世君主所遵守。嘉庆、道光时期，即使财 收入明显萎缩，但清廷仍固守“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并以“轻徭薄赋”为仁 美德而不轻易更改。
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约为日本国民的77%，但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10倍，财 税收却只有日本的1.5倍不到。如果清廷可支配收入增加1亿两并投入近代化和国防建设的话，甲午年乃至整个近代时期或许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从儒学观念上说，这种量入为出、固守祖额的财 思想是一种“仁慈”的善 ，但不客气地说，在国际环境险恶、外部挑战强劲的时代背景下，清廷这种墨守成规的“原额主义”，其实也是管理水平落后、战略能力低下的体现。
《中国近世财 史研究》，[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11月 版，78.00元
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了日本学者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世财 史研究》，其中对清朝财 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作为书中的重要概念，“原额主义”的提法颇具启发意义。
01
有清一朝，法定的财 收入主要由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组成。四者当中，田赋占清廷财 收入近8成，主要表现为地丁银和漕粮；盐课是第二大财源，约占1成有余；关税和杂赋数额不大，有时往往略而不列。正赋之外，清廷还有捐纳和报效两项收入，但这两项多因 需、河工、赈灾等临时性支出而起，所以正式统计往往不加记载。
就开支而言， 饷是其中的大头。以乾隆三十年（年）奏销为例， 饷占全部支出的近八成；其次是王公、文官的俸禄，占一成有余；再次为朝廷各部门开支，不足一成。当然，以上属于经常性开支，如果发生战争或重大灾荒需要赈济时，情况会大有不同。
晚清之前，清廷收支大体平衡，通常略有结余。如顺治九年（年）收入万两，支出万两，结余万两；乾隆三十一年（年）收入万两，支出万两，结余万两；嘉庆十七年（年）收入万两，支出万两，结余万两。
从户部银库存银情况看，乾隆朝后期基本维持在六七千万两的规模。嘉庆朝后，因为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缘故，户部存银急剧下降。嘉庆十六年（年），户部存银仅万两。道光年后，户部存银仍保持低位。在 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户部存银已不足万两。
咸丰年后，清廷财 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因为内乱频发和外敌入侵而陷入濒于崩溃的境地。咸丰三年（年）六月，户部存银只剩下22万两，年底更是不足12万两。咸丰八年（年）时，户部存银仅剩5万两，连维持朝廷各部门的运行都成了问题。
最终将清廷从内外交困的绝境中挽救出来的，是厘金的横空出世。厘金开始于咸丰三年(年)，系扬州帮办 务雷以諴在扬州首创，本意是值百抽一的商品流动税。次年三月，因为成效显著，雷以諴在上奏中建议将此法推广到各州县。经清廷批准后，厘金制度渐变为全国性的筹饷办法。
在财 枯竭、粮饷不继的非常时刻，厘金之法得到了清廷的高度认可和各省领兵大臣的极力赞成。湘 主帅曾国藩就认为：“ 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 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 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
作为一笔巨大的新税源，厘金收入极大缓解了清廷尤其地方 府的财 匮乏。同治前后，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厘金收入几乎都用在镇压太平 、捻 等的 事行动上，尤其是湘 和淮 的饷源，即主要为厘金。同治初年，在厘金收入 的时期，其所得甚至超过了清廷的年度财 收入。
同治年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清廷财 收入也恢复至万两左右。光绪朝前二十年（-年），清廷每年收支相抵，大体能结余四五百万两。其中情况 的是光绪十七年（年），当年收入 达万两，结余万两。
然而，光绪年后清廷财 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有限。历年虽有结余，但总额不大，在机动财力方面仍是捉襟见肘。如-年中法战争中，财 困难也是清廷选择“乘胜求和”的重要考量因素。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竭力筹款万两，但仅维持一个月就消耗殆尽。之后，清廷不得不靠临时的捐款捐输和内外借债才得以撑持战局。
《马关条约》签订后，2亿两的战争赔款和3千万两的赎辽费立刻让清廷财 陷入绝境。之后，清廷通过向俄、法、德、英四国银行举借外债3亿两才得以应付，但每年须还本付息近1万两银子的压力无疑是空前的。
更为恐怖的是，庚子年八国联 侵华后，《辛丑条约》规定清 府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这无疑是清廷财 的噩梦。
令人吃惊的是，在大清王朝的 10年中，清廷财 收入增速远远超出想象。据《清朝文献通考》等史料的记载，光绪朝前期的年财 收入大约在为万两，但光绪二十九年（年）时升至1.0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年）达到2.34亿两，宣统元年（年）为2.63亿两，宣统三年（年）的收入为2.97亿两。在短短10年中，清廷年财 收入竟翻了三倍多，这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了。
02
清末财 的急剧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突破了之前的“量入为出、永不加赋”的祖制。自康熙、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后，这一国策即为后世君主所遵守。嘉庆、道光时期，即使财 收入明显萎缩，但清廷仍固守“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并以“轻徭薄赋”为仁 美德而不轻易更改。
如嘉庆继位之初，新任漕运总督蒋兆奎曾提出：漕粮运 的津贴制定于百十年前，如今物价上涨数倍，导致经费严重不足；近年来，运 全靠州县的浮收才得以维持。因此，他呼吁朝廷照准浮收并以其中一部分支付运 的开销。然而，嘉庆断然否决了这一提议，他认为这样做的话，“事近加赋”。
不能“加赋”的情况下，剩下的选择只能是“开源节流”。嘉庆十九年（年），在被问到“可裕国用”良策时，吏部尚书英和回答：“治国不可言利，而圣人不讳理财。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实际上，开源难，节流亦不易，这种话不痛不痒，多是无用空话。康熙也曾说：所谓开源，势必“兴一利则多一弊”；而要是节流，如裁撤机构和人员的话，又往往震动一方，影响大局。
如嘉庆五年（年）时，湖南按察使百龄奏请裁撤有名无实的驿站长夫，嘉庆批复说：“站夫之设，原以闲款养闲人”，一省一万两，全国就不下十万两的支出；但是，如果裁减掉，那全国将增加一万人的失业者，“朕岂靳此十余万金，忍令数万人失业乎？”看来，对于明末李自成起事的教训，嘉庆还是十分清楚的。
嘉庆、道光时期在财 问题上的敷衍苟且，最终结果是没能做到节俭，反而开支越来越多。事实上，清廷主事者对财 问题的认知水平十分有限，当时清廷对全国财 的控制能力已降至极低水平，遇上如 需、河工及赈济等巨额支出时，也只是东挪西凑，从无长期的综合考虑。
在《中国近世财 史研究》一书中，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将清廷在财 问题上固守祖制的做法称之为“原额主义”。他认为，把明清财 说成“固定税制”过于简单化了，税额是否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不是原额主义产生的决定性要因；将经常性财 收支尽可能控制在固定范围内，这些要因才发挥着作用。实行原额主义的结果是，靠正规财 维持的官府活动变得固定而有限，而正规财 之外的非法但灵活的财 措施却得以施展。
岩井茂树认为，清廷统治者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缺乏科学认识，他们只看到人口增加会带来资源紧张和物价上涨等负面结果，却没有认识到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纳税能力的提升。在这种错误观念支配下，维持原额被视为善 ，而增大原额被视为恶 。然而，原额主义只能够满足中央集权的财 需求，地方上往往难以为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想维护原额的善 ，正额财 外的恶 就越发猖狂，最终不得不默认。这种做法，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损害了表里如一的内质，实为典型的“装鸵鸟”。
对岩井茂树提出的“原额主义”，学者范金民作了这样一番解读：明清财 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 经费的严重不足，导致正额外的附加性征收项目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最终又不均衡地加在了社会各阶层尤其贫穷小户头上。明清财 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弹性的正额部分和具有很强收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类似状况，前人曾有提及，但将其简明概括为“原额主义”则是本书首次提出。应该说，这抓住了明清财 问题的要害，也为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事实很清楚，原额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才会有各种法定税之外的附加税或说亚财 。此外，随着物价的上涨，正额财 规模非但没有扩大反而实质性缩小很多。从乾隆初年到道光时期的一百年间，银的购买力贬值了三分之二，因而正规的国家财 实际上是在大幅萎缩。然而，国库支付给官员和士兵的俸禄、津贴、兵饷等都是固定的，并没有随物价上涨而调整。清廷财 吃紧的情况下，地方上往往受到更大的盘剥和限制，如下级部门的存留银、养廉银等被上级部门极度压榨和提取，雍正推行的养廉银制度改革已然失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赋税改革，不管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还是雍正的耗羡归公，都是在承认亚财 、增加赋税，也就是把之前临时的额外的负担纳入正额。大体而言，这种改革每次都取得了一时之效，但每过一段时期后，仍旧故态复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额定税收虽然不变，但地方开支往往不断增加，纳税者的成本不断加重几乎是必然的。而且，额外负担往往是不均衡的，而不均衡的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引发王朝的倾覆。
从清廷财 运行机制来看，清代前中期前主要通过各省征收、户部划拨来统筹安排。但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 体系开始崩裂，传统的内销外销、解款协款制度开始瓦解，清末新 后，地方上更是税权乱开。就像岩井茂树说的，当时清廷的整个财 体系就像是“套人木偶”，外面的木偶里套着另一个木偶，但这个“木偶小人”绝非脱胎换骨的进化新人，反而是地方架空中央的威胁。应该说，这个比喻是十分恰当而意味深远的。以同光时期的财 新变化而言，这个新木偶的具象化就是地方财 出于厘金，而洋务运动包括江南制造总局等 工企业及北洋舰队等方面的支出均出自海关税，而厘金和海关税都在原财 体系之外，是之前根本不存在或者微不足道的。
03
近年来，以王业键为代表的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晚清财 的最主要问题是，“传统的轻赋 策成了阻碍国家进步的痛苦根源”。换言之，近代中国之所以一再落败，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清廷在财 上固守祖制，没能以合理的方式集中国民财富迎接当时的国际竞争。而这种失败的集中体现就是，近代中国有钱赔款，却没钱发展 备和重要产业，最终落得次次挨打、处处被动的悲惨局面。这种错误的财 策引发的恶果，和同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年，赫德曾估算中国纳税田亩为24亿亩，而清廷每年田赋所得不过2万两；印度田亩不及中国一半，每年钱粮所得却为1亿两，中国田赋大有整顿的空间。同一时期，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也认为，中国耕地为28亿，每亩田赋文，文折1两计，清廷每年应收田赋3亿两，即使遇上荒歉， 也能有1亿两，这与清廷所得未免差距太大。学者周志初认为，赫德、哲美森高估了中国的耕地总量，但按田亩总产值的5%计算的话，清廷田赋所得至少可得1亿两。而学者王业键认为，年清廷农业税实际征收为1亿两，但仍明显低于同时期农业产值的5%（2亿两）。
作为对比，年日本农业产值为6.58亿日元，同年农业租税为万日元，占农业产值的11%，同时占日本 府年度收入近70%。年日本国民收入2.34亿日元，明治 府财 收入8万日元，税负近35%；即便 的年，也达到24.4%，而年 达到42%。以此而论，说明治 府勒紧国民裤腰带发展 国主义，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同样可以对比的是，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约为日本国民的77%，但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10倍，财 税收却只有日本的1.5倍不到。如果清廷可支配收入增加1亿两并投入近代化和国防建设的话，甲午年乃至整个近代时期或许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学者周志初认为，晚清财 困乏的一大问题是当时富裕阶层的大量收入没有对国家起到作用。如年全国人均收入为8.32两，但士绅富商阶层的收入远大于此。如年地主的地租收入高达3亿两，是清廷财 的数倍。再如买办阶层的收入也高达数千万两，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纳税。由于清廷没有设置所得税，富裕阶层积累的大量资财没能转化为财 ，而是转为了个人的 生活。即便当时有强迫半强迫的捐输、报效等手段，但这些对清廷财 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与此同时，作为主体国民的农民又承担不起加税的压力。
与此相对比，日本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税约占地价的3%，约占年产量的34%，这比中国的田赋比重要高得多。而且，日本对富裕阶层设置了所得税，如年所得税占日本 府直接税的2.7%，年增至9.8%，年更是达到22.4%。由此可见，对富裕阶层征税是日本 府的一个重要财 来源。
近代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如王韬也曾提出实行“量出制入”的主张，其认为：英国“所征田赋之外，商税为重。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以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官库，借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 遵宪也曾说：“世人徒见英俄法美船炮之多,金帛之富，而不知其岁入租税至万镑之多。假使中国岁入得有此数，比今日常税骤增五六倍，即铁甲轮路，一切富强之具咄嗟而办，亦复何难？正为税入不足之故，无论外务，即内国 令，亦不得不苟且敷衍，能静而不能动，谓非取之过轻之故欤？”
受此影响，年户部在奏折中提出：“近时泰西各国，每年由该国度支大臣预将来年岁用款开示议 院，以为赋税准则。”年，浙江巡抚增韫更是明确主张“量出为入”：“夫国家财 与个人经济不同，值此宪 进行，若不统筹全局，本财 原则量出以制入，必至财源涸竭，百举俱废，匪惟贻笑各国，且无以并立于二十世纪，可断言也。”清末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也认为：“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今之制国用者，量出以为入。盖以财限事则庶 坐困，因事理财则百废兴举。”当时的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也表示，各国预算之法不同，“一则量入为出，于节流之意为多，而 策常偏于保守；一则量出为入，于开源之道为重，而 策常主于进行。……大抵国家文明程度愈进，则其经费愈繁。历观往史，中外皆然”。然而，此时已是辛亥前夕，为时已晚矣。
一言蔽之，晚清财 的困窘，除了本身经济尤其工商业不够发达外，也与财 上的原额主义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儒学观念上说，这种量入为出、固守祖额的财 思想是一种“仁慈”的善 ，但不客气地说，在国际环境险恶、外部挑战强劲的时代背景下，清廷这种墨守成规的“原额主义”，其实也是管理水平落后、战略能力低下的体现。
对于“永不加赋”的祖训，不管是咸丰皇帝还是慈禧太后或者恭亲王奕
等，这些主 者们不能也不敢违背。毕竟，“量入为出”的原则实行了二百多年，这证明它有可取之处，没有十足的把握，恐怕任何皇帝都不会轻易尝试改革。同时，清廷统治者也不想毁坏“永不加赋、藏富于民”的仁 形象。在他们看来，如果违背的话，很可能会给人留下苛 敛财的恶劣印象，从而招致民众的不满。作为异质 权，对这点恐怕是尤为敏感的。由此，清廷宁可核减挪垫，始终在正税之外做文章，也不愿触动“量入为出”的“原额主义”财 准则，这或许就是晚清一再挨打的财 原因了。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欢迎订阅《中华读书报》
书业的风向标
学者作家的交流平台
教师学生的课外园地
编辑的案头参考
书店图书馆的采购向导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邮发代号：1-
国内统一刊号：CN11-
咨询电话??：-，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1xbbk.net/jwbys/26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