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相知多年的高校老师，托人给孩子们捎来三个风筝，一个凤凰，一个孙悟空，一个老鹰。
现在的风筝做的精致，绘画也精美，我一直没舍得去放，摆在案头，经常拿出来看看，抚摸一下，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这大概来源于童年时对拥有一只风筝的渴望。
在我的老家，过了二月二，小伙伴们就要开始准备风筝，等柳芽冒黄，风稍微有一丝暖意，田野里就会多了许多牵着风筝奔跑的孩子，一直可以放到小麦拔节的时节。
我曾经有过一只绘着画像的小人风筝，那是母亲在一个快要散集的中午，从卖风筝的商贩那里低价买来的残次品，虽然砍价半天，但也花去了我们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费。
老家人放风筝是有讲究的，有钱的人家最喜欢龙头蜈蚣，那是风筝中最精美的一类，也最贵，展开了十几米长，毋论龙头扎制和绘画多么精美，单单是每节蜈蚣上用鸡毛做的脚，就费扎制风筝的手艺人几天的功夫。老家还有个风俗，倘若有龙头蜈蚣断了线掉落在人家里，这家要每只蜈蚣脚上缠了钱，再放出去。
其次是凤凰、蝴蝶、老鹰之类，至于小人，是很少有人喜欢的，若是断了线飘到人家家里，主家会觉得晦气，拿起来填到锅灶下，直接烧掉。
我开始担心我的小人风筝会不小心飞走，掉落在别人家里，被人烧掉，后来才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个风筝由于竹子打磨平衡问题，始终飞不起来，我每次牵着线狂奔的时候，它转着个的在空中盘旋后又坠落在我的视野里。
我苦闹着让母亲重新给我买一个风筝，母亲答应着，但一直没有再买。
再后来，我姥爷给我做了一个风筝。
姥爷手巧，他把竹竿剖开，用手刨一点一点的刨成细条，四根竹条扎个框，绑在一起，扎两个方框，再把两个方框错开角绑在一起。风筝骨架完工后，姥爷走出七八里地到城西的麻纺厂门口公路沟里，捡回来几张废弃的包装纸，记得那种纸摸上去绵绵的感觉，很轻，又不容易撕坏。
姥爷把纸糊在风筝骨架上，一只简单的风筝就做成了。姥爷说，这叫八卦，卦是《易》的象。
上过学的姥爷应该是读过周易的，因为我清晰的记着，他说，易就是变的意思，他还说，你要好好上学，等你读了大学，就知道什么是《易》了。
姥爷从小没有见过他的父亲，我姥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姥爷，是一个大家族的长子，半世打拼，挣下县城中心十字街上一片家业，只是因为性格过于耿直，在遭人诬陷的时候，一时负气，豁开了自己的胸膛，撇下怀有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我姥爷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老姥娘去世的时候，我姥爷还未成年，多亏了他的二姨，我的姨老姥娘，带着我姥爷姐弟两人艰难度日，节衣缩食供我姥爷念书。
姥爷念过私塾，还上过新式学堂，写一笔好字，打一手好算盘，只是凌乱的岁月消磨了他的才华。年轻时的姥爷拉着大车给县供销社送货，往返于县城和另一个城市之间。天不亮就出发，半夜才回家，一天一趟，后来条件稍好，有了毛驴，姥爷不舍得毛驴使劲，驴拉着车子，姥爷就跟在车子后面撵着驴一路小跑。
姥爷家原本住在在县城中心的“梁家巷”，母亲和姨舅都在那里长大。母亲多次讲起她们家的老宅是三进院子的青砖大宅，车门高大，门口摆着青石雕花的大牛槽，墙上嵌着“栓马桩”。姥爷家在县城中心的“十字街”上也有“街宅”。后来，县里盖药材公司，看中了姥爷家宅子的位置，派出所长通知姥爷，让他赶紧搬走，让出那片在县城中心最好的位置，姥爷默默的把老宅的青砖一块块起下来，用瓦刀刮净，把青石雕花的门垛拆下，在后城墙跟边上选了个不起眼的位置，盖了四间草胚顶房子，墙体用的都是老宅子拆下来的旧砖。母亲觉得气愤不过，几次去评理，药材公司才给了70块钱，作为补偿。
母亲兄弟姐妹多，姥爷就拼命干活，有一年大年二十七，老家县城里最后一个年集，姥爷家还没有置办年货，为了多赚1块钱，姥爷冒着小雪一早出门，拉着一车货在撒着薄薄一层雪的泥路上步履蹒跚的到了目的地，卸下货后又装了车，回来拉的那一车货八百多斤。等姥爷挨到县城到了供销社卸货的时候，他的头发上，胡子上全都结了冰碴子，被汗水浸透几次的棉袄在卸货的时候也结了冰，冻的硬邦邦的，他又累又饿又冷，疲惫的靠在地排车的车轮上，等工人们卸货。
随着母亲姨舅长大，姥爷家条件稍微有了改善，姥爷还是处处节俭，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他象一头牛一样奋力挣扎在老家那片土地上，直到被苦难消磨殆尽。
姥爷走的那年，我在省城读大学。放寒假后，我买了姥爷喜欢吃的桃酥，等我拖着行李揣着那包桃酥坐了三个小时火车又转了汽车到家后，放下行李，推出自行车，跟我妈说我要去姥娘家看姥爷姥娘的时候，母亲才哭着告诉我，姥爷已经于数月前离世。
我扶着车子，呆呆的站在那里好久，那包桃酥顺着车把掉落在地上，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我想起了姥爷给我扎的那个八卦风筝，那年春天，我的风筝飞的最高。我还想起了姥爷跟我说，八卦是《易》的象。
我是个记事比较早的孩子，直到现在，母亲提起我的童年时的细节，多数场景我都能记得。
在我上学以前，住在姥娘家的日子里，记忆里最多的是大舅教我读书。
大舅年轻时是个医术精良的赤脚医生，有时候十里八乡外的人都来请他看病，大舅是个善良的人，不管多远，凡是病人家属来请，他必定会按时到，也从不跟人多要药钱。
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我已经在姨姥姥娘的炕上睡了一觉，他把我晃醒，把灯窝里的煤油灯头挑大，倚在墙上高举着书，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再念一遍，我再跟着念一遍，一篇学下来，他会合上书，让我背给他听。
可能是因为白天跑了太多路，等我背完一篇，他已经倚在墙上睡着了，姨姥老娘拖了条毯子给他盖上，豆大的灯光映着他的脸，削瘦而倔强。
我的姨姥老娘疼孩子，但在读书认字这方面却毫不含糊，晚上大舅教了我，白天她必定要检查几遍，她老人家不识字，但是在我背书的时候，稍有差错她都能听得出来，一改平常的慈祥，很严厉的斥责。
大舅小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妈妈兄弟姐妹七个中学习最好的一个，但没能读县城一中。
母亲说，倔强的大舅每次路过县城一中门口，都会站在那发呆很久。
大舅没能读县城一中跟一个叫余嘲正的老师有关。那一年余嘲正刚被生产队推荐到学校。
学校有一片自留菜地，种的萝卜，有一次，菜地遭到了破坏，被偷走几根萝卜。
校领导担心是敌人潜伏，全校停课追查，余嘲正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指控萝卜是被家庭成分不好的大舅偷了。
校长一听是自己的学生偷的，没有敌对分子，就放了心，让大舅写个检查了事。
但倔强的大舅容不得别人对他抹黑，坚决不同意作检查。余嘲正有点气急败坏，多次给校领导汇报要求对我大舅进行处分，最终，学校剥夺了他上中学的资格。
后来，大舅学了中医这门手艺，成了十里八乡闻名的赤脚医生，再后来，生产队缺个能写写算算的人，老支书去找大舅，让他到队里当保管，大舅起初不同意，后来姥爷说，咱家成分不好，你去队里当保管和书记混熟，就再不怕有人欺负咱。大舅拗不过姥爷，狠狠地砸碎了他心爱的药箱，告别了赤脚医生的职业。
数年后才知道，当初偷学校萝卜的是公社书记的孩子，余嘲正看他是领导的孩子，就动了心思，把罪责推到了我大舅身上。
余嘲正对那个学生的保护换来了回报，后来，他被任命为公社小学校长，而且一干多年。
我曾在余嘲正任校长的小学上过两年学，五六岁的时候，读的是育红班。
要不是余嘲正，我可能会在那所学校一直读到小学毕业。
余嘲正每天背着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一脸严肃，只有在接受老师和学生一声“余校长”和微微躬身问候的时候，他才偶尔会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嗯”字。
读完育红班，该上一年级的时候，那天母亲破天荒的去送我，很不巧在校门口碰到了余嘲正。
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认识母亲。
他问，你来干什么？
母亲说，我来送孩子。
第二天，班里老师就通知我母亲接我回家，说我家不在划片区内。
母亲去央求级部主任姜老师，记忆中姜老师是个很和蔼的老太太，也是至今都让我感激的人，她说都给孩子分好班了，在一年级二班。
余嘲正说，想在这上学就交元吧，公事公办。
八十年代的农村，元足够盖一幢五间大瓦房。母亲无奈，把我领回了家，我至今清晰的记得回到家后母亲扑倒在炕上伤心痛哭的样子。
索幸，我的七伯父是另一所小学的民办教师，那所学校接纳了我。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同意父亲送我去学白铁手艺的计划，为了快点工作，父亲让我考了中专。中专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单位在我报到不久后面临倒闭。
我想去读高三参加高考，母亲和大舅商议，大舅说，孩子想上就让他上吧。
我高考成绩过了线，大舅很高兴，他对我说，“77年恢复高考，我也考过，第一志愿报的复旦，第二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他微微仰起头，略有所思的样子，之后便不再说话，我看他的眼神，好像内心陷入了某种沉思，我知道他这话是在鼓励我。在我的印象里，大舅对自己高考的经历，只提过那么一次。
大舅家表弟高考那年，放弃保送省内重点高校，考去了北京，接到入学通知那一刻，大舅并没有表现出很多欣喜，他用手拢了拢已经花白的头发，脸庞依旧充满了倔强。突然间，我在大舅的脸上看到了姥爷的微笑。
这几年我一直在基层，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做的都是和农村农民打交道的事，母亲总是嘱咐我，做人要“正”，处事要“公”，农民不容易，能帮的一定要帮。表弟表妹们多已成家立业，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济南，家属中也有几人在高校，大舅家的表弟博士毕业后进了部委系统，在老家的几个，也小有成就。每逢节假日回家，大舅总是安排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熙熙攘攘的两大桌子。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姥爷的话：易就是改变。
曾经的苦难对一个家族来说是厚重的馈赠，她教给我们不卑不亢的生活。
北海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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