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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英坐定下来，右手小臂上贴着《小猪佩奇》里佩奇爸爸的纹身贴纸。我说，你好社会啊，她瞪大眼睛：“‘社会’是什么？‘社会’不是不好的意思吗？”
如今小猪佩奇在年轻人里究竟有多火，她好像并不太知道。只是因为采访的第二天儿子要来看她了，她才特意让化妆师帮她找了贴纸来。“我就想看见他的时候就这样把手抬起来，佩奇爸爸来咯！”她压低嗓音笨笨地说话。
刘若英给人的感觉始终是这样的。她暖暖的，锋芒、棱角这样的词汇，跟她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年轻的时候可能与现在略微有些不一样，眼神里多出的那些执拗和任性，却也善良得我见犹怜。在演艺圈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几年，有着别人艳羡不来的好人缘，说要拍个电影，圈里数得上名字的朋友们都挺身而出，一个个都生怕搭不上手似的。
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MTV频道刚刚在大陆风靡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总有那么几个时段，电视里有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子坐在墙垛上，胳膊支着上半身，两条腿悠哉地甩来甩去。风把她的头发起吹来，脸干干净净，“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然后，就是后来。
从世纪之交走过的华人，人人都会唱“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改编来的歌，比原唱传唱得更开，仿佛她就是那个最懂得“后来”的人，所以当她的电影《后来的我们》要上映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奇怪，《后来的我们》不就应该是刘若英来讲的故事吗？除她之外，还能有谁？
电影果然就是讲一对恋人错过彼此的故事。预告片里那句话，被期待看它的人们一遍遍地重复——“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故事，刘若英也这么想，她故作轻松地说：“爱情，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她更在意的是每一段故事里，人们的行为逻辑和感情逻辑是怎么生成的，他们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里，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中。有的人激烈，有的人温和，有的人叛逆，有的人顺从，有的人选择被爱，有的人选择付出更多……为什么？
刘若英从小就跟着祖父母长大。祖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批毕业生，祖母则是练达于种种社交场合的“官夫人”。但她说，祖母对她影响最深的，其实是家庭的观念。那时候，不管她的应酬有多多，不管他们家的地位多显赫，她最重视的始终是一家人回家一起吃饭。对于年少的刘若英来说，她把家弄得舒舒服服，弄得想她赖着不想出门，那就是一个主妇最美好的样子，一个家庭最美好的样子。
这大概也是她不管在电影里还是生活里都那么想要追寻家的温暖的原因。她得过无数电影节电视节的最佳女主角，也曾经是人尽皆知的遗憾的爱情故事里的灰姑娘，她演过《粉红女郎》里的“结婚狂”，寻寻觅觅，及至中年才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人们常常说，每一次创作都是与自己的一次和解，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怨念的还是想往的。拍《后来的我们》，她也达成了这样一次和解。电影里，家是田壮壮饰演的父亲，是除夕鞭炮声声里围炉闲聊的一桌菜，家也是见清和小晓两个人困顿在茫茫雪原中，声声感叹已经不复存在的心中的故乡。
漂泊是实实在在的，不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是每一段感情里的相遇和交错，更是人生四季轮换的命运流转。在这个以爱情为名的寓言里，漂泊的不安和对安稳的向往，才是她想要说的。就像她贴在手上那个佩奇爸爸，那是她想给孩子的安稳，也是她在田壮壮饰演的父亲身上想要追念的。
你的爱情一点也不特别
刘阳：看完电影我其实挺意外的，意外来于你对北方生活质感的呈现。很多年以来，你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文艺女青年，再加上你来自台湾，这又是一部青春题材的电影，刚开始我还挺担心你会把故事讲得很轻很飘的。
刘若英：“北漂”这个概念一开始其实是监制张一白给我的。我故事里的原型是台湾的两个年轻人，也是“北漂”，但是是“台北漂”，他们从台湾的最南部来到台北生活。但其实故事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要讲一群离开家的孩子在外打拼。张一白建议说，那不如把故事设立在北京，因为北京的外来人口是最多的。
那时候我就开始做很多案头准备工作，包括看纪录片、看书、访问。我的美术组和制片组带我去看合租房、地下室，去那些“北漂”年轻人吃饭的地方吃饭，去走他们走过的路，去体验他们的生活。编剧也在不停地给我发很多关于“北漂”的文章和他们心里的感想。比如电影里说“都说在北京待满五年就能扎根”，这句话其实是真的很多人都在说的。在这里生活的年轻人会互相问，“你在北京待满几年了？”“你能不能再坚持下去？”
我花了大概半年时间来做这些准备工作，很多东西还是要谢谢我的团队。因为很多东西还是只能靠我的感觉，是他们去它们执行出来的。
刘阳：在这部电影里，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刘若英：其实，爱情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所有的爱情片、青春片，捣来捣去也只是相识、相知、相恋、分手，但我想把这个东西拉长，我想表达一些立体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来自一个原生家庭，有时候你可能想要逃离原生家庭给你的影响，但其实它都藏在我们的身体里，它影响着我们后来的价值观、选择、生活态度，甚至伴侣。比如有时候我们口口声声说“千万不要像我妈”，但常常越说这种话的人就越像他妈妈。
我自己以前拍戏的时候也会去问导演这些问题，导演会说“这个重要吗？”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让一个外星人在电影里谈恋爱，那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生活会面临什么压力？他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
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人必须面对的东西，我就想记录这个十年这两个人的生活轨迹，而这两个人是芸芸众生里的两个人，他们一点都不特别。所以我才会有一个镜头是拉高的，就是想要表达说，每一个房间，不管它有多小，不管那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在那么小的环境里还怀抱着一点点仅有的梦想，打麻将的、哄孩子的、包饺子的……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过那一年。
不负他并不是你不离开他
刘阳：这方面每个人可能都有感触，年纪越大会越明显地感觉到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你从小是跟着祖父祖母长大的，这段经历对您成年后的生活和事业有什么影响？
刘若英：我祖父母给我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我祖父走了以后，每次我跟我祖母不愉快，她都会说我跟我祖父像透了，固执，黑的白的分得很清楚，要么是敌要么是友，没有中间，很能吃苦。
祖母给我的影响是家的概念。她是一个所谓的官夫人，有很多社交活动，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但是她对每天回家吃饭这个事情是很重视的。我住校，礼拜六中午要回家，她就会把家弄得很舒服，让我很想回家，很想赖在家里。她对我朋友的态度、对我同学的态度是尊重的，不会觉得说因为是小孩子，所以他们来家里随便应付就好。她对每个人都是很尊重的，不管是家里帮忙做事的人，或者是所谓身份地位比我们高的人，她对他们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刘阳：所以这个电影里观众也透过田壮壮饰演的父亲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很多观众都说电影里最感人的是田壮壮那封信。他在那封信里说，缘份这事，能不负对方就好，不负此生真的很难。这是你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吗？
刘若英：这是我的想法。不负此生真的很难，但起码你跟某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可以不辜负对方。我觉得你不负他并不是你不离开他，而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真的。
那些看不见的白头发其实是有用的
刘阳：很多人第一次创作的时候都会倾向于拍一个自己的故事，因为好像讲自己的故事是表达自我最容易的一种方式。你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刘若英：情感上的逻辑一定是大家都有的，不只是我一个。就像我说的，爱情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每个人说起自己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但别人听起来就会觉得不是跟我差不多吗。我就想拍一个电影，让人看到的时候想说“对，我也是这样子”。
刘阳：之前当演员的经验对导演工作有帮助吗？
刘若英：当然有。我拍了23年戏，在现场待了23年。所以在拍这部电影的现场，我真的还是更多从演员的身份出发来拍的。我自己在做演员的时候会觉得细节对我很重要，虽然说最后那个细节人家也许会说，看得到吗？但我觉得我有感觉啊。
刘阳：比如说呢？
刘若英：比如说见清的少白头。电影开拍两天后我们去找张姐（张艾嘉），给她看了片断，第三天张姐就来现场了，她帮井柏然加了白头发。其实加的那些白头发我们并拍不到很多，而且加了光影就更看不出来，但这个过程会让井柏然每天早上都觉得“我现在是林见清”。因为井柏然自己是不会有白头发的。
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演员是重要的，当他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他演起来就会特别相信。
或者有时候演员还没来，我可能会进去先把他们会用到的东西都摆一摆，顺顺手。因为我自己是演员，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走进去会怎么演，但是我不会告诉他们，我会让他们自己走戏，他们就常常会掉入我的陷阱。这些就是经验吧。
包括台词，我很喜欢演员的即兴，但是即兴必须是要有限度的即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两个小时以内的商业片，他们常常给我把一分钟的戏演成四分钟，我后来剪的时候就非常辛苦。但是我要在他们即兴发挥的时候等待他们的精彩。那怎么去诱导他们，什么时候喊cut，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当演员的时候积累的经验。
好人也会有遗憾，观众才会相信
刘阳：井柏然在这部电影里的表现让大家都很惊喜。大家都觉得这也跟导演的调度有关系。你们之间的磨合是怎么实现的？
刘若英：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相互信任。他看完剧本第二天就打电话来约了，在谈条件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你别担心，我会来。当很多人对角色有很多质疑的时候，我都还没回答，他就可以替他的角色回答说，“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会有一些人说，见清凭什么就结婚了？他就会说，“因为他没有那么复杂啊。”
确实我是想讲说这个男孩子是没有那么复杂的，女孩子是复杂的。男生就是你要什么，我努力给你，然后你又不要了，你走了，还走了两次，我觉得你是真走了，那我遇到合适的我就去了。可能有些人就会说这样对这个角色不好。为什么不好？
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TomHanks，你为什么能把好人演得那么好，他说因为我把好人都演得有缺点。我谨记这句话。很多演员喜欢给自己的角色改剧本，把角色改得很完美，不管是道德的、外表的、价值观的，还是行为的。可是观众是在看一个人，不是看一个神，观众要相信这个人，相信他会有挫折、会犹豫、会做错决定、会遗憾。
我觉得井柏然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这个道理的。他可能对见清35岁的部分有些不理解，但是我跟他说完他真的都可以立刻理解，或者他极度相信。
“拍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去看表说，该哭咯！”
刘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两个人会分开，但是你要做的偏偏是让观众在已知的故事逻辑里坐两个小时，还要让他们投入情感，这个挑战大吗？
刘若英：我没想过。当然他们也跟我讲过要不要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故事，不要交错，但我以前看电影就特别喜欢那种对照感。比如说，你之前对这件事是这种看法，然后我马上可以看到你之后的看法。一开始宾哥（李屏宾）还跟我说，你干嘛弄那么难？就年往下顺着讲就好。我跟他说，反正就先这样写吧。但有很多桥段是我特意设计的。
刘阳：我注意到了！特别打动我的是说到游戏里的两个人见不到面了世界就没有颜色了，然后镜头切过去就变成黑白了，小晓一个人站在镜子前面。
刘若英：对，那是我设计的。张一白当时提醒我，观众在一个小时的时候会没有耐心，前15分钟必须抓住观众的心，后半个小时必须让人哭……他会提醒我这些，真的是很好的监制。但我在拍的时候也不会看表说，该哭咯。我去看一些编剧的书也是这样说的，比如你的故事大纲一定要在5分钟内把故事说完才是好的，在好莱坞你在跟投资人说项目的时候都一定要在5分钟内说完，但我也没有啊，我就是写，然后觉得感动。
仍是异乡人
刘阳：“故乡”这个概念也很多次提到。尤其有一场戏，两个人站在雪原里，清见说爸爸问他北京是故乡吗，他说其实哪里都不是故乡了。这个漂泊感是你想要突出表达的吗？
刘若英：那两句话其实是我在做后期的时候写上去的，本来台词不是这样，但刚好那个画面是见清和小晓的背影，所以写什么都可以。原来的台词是“我们还回得去吗”。有一天张一白说：“我只要一听到‘还回得去’，就觉得部电影都用过。”我一听就觉得那怎么能这样，部电影都用过我就不要用了。在剪的过程中我也觉得，爸爸这个角色对你们俩影响这么大，你们俩怎么能一路都不说爸爸？所以就用了。
“仍是异乡人”这个概念是李宗盛大哥给他的弟子李剑青做的一张专辑的名字。我常常跟李宗盛大哥聊天，有一天我去找他喝酒聊天，也说起这个剧本，我就说我里面会用剑青的音乐，因为那时候他的专辑还没出，但我已经先听到了。他就说他的专辑叫“仍是异乡人”，我当下就说你借我用。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用在哪里，我只是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好的。就是当你回老家，别人觉得你是北京来的；但你在北京的时候，北京也不是你的家乡。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外地人，那哪里是你的家呢？
刘阳：这可能是现代社会大家都有的感觉。电影里见清这个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刘若英：是不一样的两个字。但是我在写剧本的时候也懒得去想太多，因为那个李剑青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漂”，我老跟他聊“北漂”的事。他有一首歌叫《匆匆》就在讲北漂，“分租房每月三百，紧挨着烟囱，睡里厢的姓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
刘阳：田壮壮饰演的父亲这个人物，在电影里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刘若英：家的感觉。我就喜欢有一个人一直在那里安稳地等你回去，让你的心是踏实的。
刘阳：接下来还有拍电影的计划吗？
刘若英：还没有
刘阳：音乐人、演员、导演，最喜欢哪个角色？
刘若英：妈妈！因为当妈妈的时候又可以唱歌，又可以演员，又可以当导演，还可以当厨师！我儿子明天要来了，我特意贴了这个小猪佩奇。他很喜欢佩奇，我最喜欢佩奇家的爸爸，因为他很笨，又总是让全家都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