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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我七十九岁。
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我八十岁。自己丑年北平沦陷后，这三年间，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还，但是登我门求见的人，非常之多。敌伪的大小头子，也有不少来找我的，请我吃饭，送我东西，跟我拉交情，图接近，甚至要求我跟他们一起照相，或是叫我去参加什么盛典，我总是婉辞拒绝，不出大门一步。他们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费心机。
我怕他们纠缠不休，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干脆在大门上贴一张纸条，写了十二个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我原来是确实有点心脏病的，并不严重，就借此为名，避免与他们接近。「心病」两字，另有含义，我自谓用得很是恰当。
只因物价上涨，开支增加，不靠卖画刻印，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在纸条上，补写了几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那时，囤积倒把的商非常之多，他们发了财，都想弄点字画，挂在家里，装装门面，我的生意，简直是忙不过来。
二十八年己卯年底，想趁过年的时候，多休息几天，我又贴出声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来之凭单退，后来之凭单不接。」过了年，二十九年庚辰正月，我为了生计，只得仍操旧业，不过在大门上，加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窃恐不祥」的告白，说：「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
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这里头所说的：「官入民家，主人不利」的话，是有双关意义的。我还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像。」
在绝止减画价的下面，加了小注：「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圆，每圆加二角。」另又声明：「卖画不论交情，君子自重，请照润格出钱。」我是想用这种方法，拒绝他们来麻烦的。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常来讹诈，有的要画，有的要钱，有的软骗，有的硬索，我在墙上，又贴了告白，说：「切莫代人介绍，心病复作，继难报答也。」又说：「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这些字条，日军投降后，我的看门人尹春如，从大门上揭了下来，归他保存。春如原是清朝宫里的太监，分配到肃王府，清末，侍候过肃亲王善耆的。
二月初，得良元从家乡寄来快信，得知我妻陈春君，不幸于正月十四日逝世，寿七十九岁。春君自十三岁来我家，熬穷受苦，从无怨言，我在北平，卖画为活，北来探视，三往三返，不辞跋涉。相处六十多年，我虽有恒河沙数的话，也难说尽贫贱夫妻之事，一朝死别，悲痛刻骨，泪哭欲干，心摧欲碎，做了一副挽联：「怪赤绳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离别；问黑面阎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团圆。」又做了一篇祭文，叙说我妻一生贤德，留备后世子孙，观览勿忘。良元信上还说，春君垂危之时，口嘱儿孙辈，慎侍衰翁，善承色笑，切莫使我生气。我想：远隔千里，不能当面诀别，这是她一生最后的缺恨，叫我用什么方法去报答她呢？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多年，雕虫小技，天下知名，所教的门人弟子，遍布南北各省，论理，应该可以的了，但因亲友故旧，在世已无多人，贤妻又先我而去，有家也归不得，想起来，就不免黯然了。我派了男子六人，女子六人，儿媳五人，孙曾男女共四十多人，见面不相识的很多。人家都恭维我多寿多男，活到八十岁，不能说不多寿；儿女孙曾一大群，不能说不多男；只是福薄，说来眞觉惭愧。
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我八十一岁。
宝珠随侍我二十多年，勤俭柔顺，始终不倦，春君逝世后，很多亲友，劝我扶正，遂于五月四日，邀请在北平的亲友二十余人，到场作证。先把我一生劳苦省俭，积存下来的一点薄产，分为六股，春君所生三子，分得湖南家乡的田地房屋，宝珠所生三子，分得北平的房屋现款，春君所生的次子良黻，已不在人世，由次儿媳同其子继承。立有分关产业字据，六人各执一份，以资信守。分产竣事后，随卽举行扶正典礼，我首先郑重声明：「胡氏宝珠立为继室！」到场的二十多位亲友，都签名盖印。我当着亲友和儿孙等，在族谱上批明：「日后齐氏续谱，照称继室。」宝珠身体素弱，那天十分高兴，招待亲友，直到深夜，毫无倦累神色。隔不多天，忽有几个日本宪兵，来到我家，看门人尹春如拦阻不及，他们已直闯进来，嘴里说着不甚清楚的中国话，说是：「要找齐老头儿。」我坐在正间的藤椅子上，一声不响，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他们问我话，我装聋好像一点都听不见，他们近我身，我只装没有看见，他们叽哩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也就没精打采地走了。事后，有人说：「这是日军特务，派来吓唬人的。」也有人说：「是几个喝醉的酒鬼，存心来捣乱的。」我也不问其究竟如何，只嘱咐尹春如，以后门户，要加倍小心，不可再疏忽，吃此虚惊。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我八十二岁。
在七八年前，就已想到：我的岁数，过了古稀之年，桑榆暮景，为日无多，家乡辽远，白云在望，生旣难还，死亦难归。
北平西郊香山附近，有万安公墓，颇思预置生圹，备作他日葬骨之所，曾请同乡老友汪颂年写了墓碑，又请陈散原、吴北江、杨云史诸位题词做纪念。
只是岁月逡巡，因循坐误，香山生圹之事，未曾举办。二十五年丙子冬，我又想到埋骨在陶然亭旁边，风景旣幽美，地点又近便，复有香冢、鹦鹉冢等着名胜迹，后人凭吊，倒也算得佳话。知道你曾替人成全过，就也托你代办一次，可惜你不久离平南行，这事停顿至今。
上年年底，你回平省亲，我跟你谈起旧事，承你厚意，和陶然亭慈悲禅林的主持慈安和尚商妥，慈安愿把亭东空地一段割赠，这眞是所谓「高谊如云」的了。正月十三日，同了宝珠，带着幼子，由你陪去，介绍和慈安相晤，谈得非常满意。看了看墓地，高敝向阳，苇塘围绕，确是一块佳域。当下定议。
我填了一阕「西江月」的词，后边附有跋语，说：「壬午春正月十又三日，余来陶然亭，住持僧慈安赠妥坟地事，次溪侄，引荐人也，书于词后，以记其事。」但因我的儿孙，大部分都在湖南家乡，万一我死之后，他们不听我话，也许运柩回湘，或是改葬他处，岂不有负初衷，我写一张委托书交你收存，免得他日别生枝节。这样，不仅我百年骸骨，有了归宿，也可算是你我的一段生死交情了。
（次溪按：老人当时写的委托书说：「百年后埋骨于此，虑家人不能遵，以此为证。」我曾请徐石雪丈宗浩，画过一幅陶然京白石觅圹图，名流题词甚多，留作纪念。）
那年，我给你画的萧寺拜陈图，自信画得很不错。你请人题的诗词，据我看：治芗传岳芬题的那首七绝，应该说是压卷。我同陈师曾的交谊，你是知道的，我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
师曾的尊人散原先生在世时，记得是二十四年乙亥的端的节左右，你陪我到姚家胡同去访问他，请他给我做诗集的序文，他知道了我和师曾的关系，慨然应允。没隔几天，序文就由你交来。我打算以后如再刊印诗稿，陈、樊二位的序文，一起刊在卷前，我的诗稿，更可增光得多了。我自二十六年丁丑六月以后，不出家门一步。只在丁丑九月，得知散原先生逝世的消息，破例出了一次门，亲自去拜奠。
他灵柩寄存在长椿寺，我也听人说起过，这次你我同到寺里去凭吊，我又破例出门了。（次溪按：散原太世丈逝世时，我远客江南，壬午春，我回平，偶与老人谈及，拟往长椿寺祭拜，老人愿偕往，归后，特作萧寺拜陈图给我，我征集题词很多。
傅治芗丈诗云：「盘盘荩世一棺存，岁瓣心香款寺门，彼似沧洲陈太守，重封马鬣祭茶村。」）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我八十三岁。
自从芦沟桥事变至今，已过了六个年头，天天提心吊胆，在忧闷中过着苦难日子。虽还没有大祸临身，但小小的骚扰，三天两头总是不免。
最难应付的，就是假借买画的名义，常来捣乱。我这个八十开外的老翁，哪有许多精力，同他们去作无谓周旋。万不得已，从癸未年起，我在大门上，贴了四个大字：「停止卖画」。从此以后，无论是南纸店经手，或朋友介绍，一概谢绝不画。家乡方面的老朋友，知道我停止卖画，关心我的生活，来信问我近况。我回答他们一首诗，有句云：「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变。」我是宁可挨冻受饿，决不甘心去取媚那般人的。
我心里正在愁闷难遗的时候，偏偏又遭了一场失意之事：十二月十二日，继室胡宝珠病故，年四十二岁。宝珠自十八岁进我家门，二十多年来，善事我的起居，寒暖饥饱，刻刻关怀。我作画之时，给我理纸磨墨，见得我的作品多了，也能指出我笔法的巧拙，巿上冒我名的假画，一望就能辨出。
我偶或有些小病，她衣不解带的昼夜在我身边，悉心侍候。春君在世时，对她很是看重，她也处处不忘礼节，所以妻妾之间，从未发生龃龉。我本想风烛之年，仗她护持，身后之事，亦必待她料理，不料她方中年，竟先衰翁而去，怎不叫我洒尽老泪，犹难抑住悲怀哩！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一九四四），我八十四岁。
我满怀积忿，无可发泄，只有在文字中，略吐不幸之气。
胡冷庵拿他所画的山水卷子，叫我题诗，我信笔写了一首七绝，说：「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我这诗很有感慨。我虽停止卖画，但作画仍是天天并不间断，所作之画，分给儿女们保存。
我画的鸬鹚舟，题诗道：「大好江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渔人不识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我题门生李苦禅画的鸬鹚鸟，写了一段短文道：「此食鱼鸟也，不食五谷鸬鹚之类。有时河涸江干，或有饿死者，渔人以肉饲其饿者，饿者不食。故旧有谚云：鸬鹚不食鸬鹚肉。」
这是说汉们同鸬鹚一样的「一饱别无知」，但「鸬鹚不食鸬鹚肉」，并不自戕同类，汉们对之还有愧色哩。我题群鼠图诗：「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旣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炧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
又题画螃蟹诗：「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我见敌人的泥脚愈陷愈深，日暮途穷，就在眼前，所以拿老鼠和螃蟹来讽刺它的。有人劝我明哲保身，不必这样露骨的讽刺。我想：残年遭乱，死何足惜，拚着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六月七日，忽然接到艺术专科学校的通知，叫我去领配给煤。艺专本已升格为学院，沦陷后又降为专科学校。
那时各学校的大权，都操在日籍顾问之手，各学校里，又都聘有日文教员，也是很有权威，人多侧目而视。
我脱离学挍，已有七年，为什么凭空给我这份配给煤呢？其中必有原因，我立卽把通知条退了回去，并附了一封信道：「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言配给门头沟煤事。白石非贵校之教职员，贵校之通知误矣。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煤在当时，固然不易买到，我齐白石又岂是没有骨头、爱贪小便宜的人，他们眞是错看了人哪！朋友因我老年无人照料，介绍一位夏文珠女士来任看护，那是九月间事。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我八十五岁。
三月十一日，卽阴历正月二十七日，我天明复睡，得了一梦：立在余霞峯借山馆的晒坪边，看见对面小路上有抬殡的过来，好像是要走到借山馆的后面去。
殡后随着一口没有上盖的空棺，急急的走到殡前面，直向我家走来。我梦中自想，这是我的棺，为什么走的这样快？
看来我是不久人世了。心里头一纳闷，就惊醒了。醒后，愈想愈觉离奇，就做了一副自挽联道：「有天下画名，何若忠臣孝子；无人间恶相，不怕马面牛头。」这不过无聊之极，聊以解嘲而已。
到了八月十四日，传来莫大的喜讯：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
我听了，胸中一口闷气，长长的松了出来，心里头顿时觉得舒畅多了。
这一乐，乐得我一宵都没睡着，常言道，心花怒放，也许有点相像。十月十日是华北军区受降的日子，熬了八年的苦，受了八年的罪，一朝拨开云雾，重见天日，北平城里，人人面有喜色。
那天，侯且斋、董秋崖、余倜等来看我，留他们在家小酌，我做了一首七言律诗，结联云：「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
民国三十五年（丙戊·一九四六），我八十六岁。
抗战结束，国土光复，我恢复了卖画刻印生涯，琉璃厂一带的南纸铺，把我的润格，照旧的挂了出来。我的第五子良巳，在辅仁大学美术系读书学画，颇肯用功，平日看我作画，我指点笔法，也能专心领会，仿我的作品，人家都说可以乱眞，求他画的人，也很不少。
十月，南京方面来人，请我南下一游，是坐飞机去的，我的第四子良迟和夏文珠同行。先到南京，中华全国美术会举行了我的作品展览；后到上海，也举行了一次展览。
我带去的二百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一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枌都买不到了。
十二月十九日，女儿良欢死了，年十九岁。良欢幼时，乖巧得很，刚满周岁，牙牙学语，我教她认字，居然识了不忘，所以乳名小乖。
自她母亲故去后，郁郁不乐，三年之间，时常闹些小病，日积月累，遂致不起，我既痛她短命，又想起了她的母亲，衰年伤心，洒了不少老泪。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一九四七），我八十七岁。
三十七年（戊子·一九四八），我八十八岁。这两年，常有人来劝我迁往南京上海等地，还有人从杭州来信，叫我去主持西湖美术院。
我回答他一首诗，句云：「北房南屋少安居，何处清平耆老夫？」那时，「法币」几乎成了废纸，一个烧饼，卖十万元，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二十万元；吃一顿饭馆，总得千万元以上，眞是骇人听闻。
接着改换了「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刚出现时，好像重病的人，缓过一口气，但一霎眼间，物价的涨风，一日千变，比了「法币」，更是有如无已。
囤积倒把的人，街头巷尾，触目皆是。他们异想天开，把我的画，也当作货物一样，囤积起来。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千张几百张。我案头积纸如山，看着不免心惊肉跳。
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这样子，眞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实则我耗了不少心血，费了不少腕力，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画还卖不到几个烧饼，望九之年，哪有许多精神？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
注：齐白石七十一岁时，曾乞吴江金松岑为其作传，因自述其生平，由张次溪录寄金氏，备作传记取材之需，中因世事推移，或作或辍者再。及齐氏晚年，体力渐衰，难于久坐，又复屡续屡断，故八十九岁以后之事，尚未整理完成，自述暂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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