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鲜活的，文字和书本只是历史信息的载体之一，纸面之外，历史学尚有广袤空间。历史学家只有更多地走出去，才能更好地走入历史。历史爱好者也有必要“动起来”，增进对历史的空间和环境的认知。这是新近阅读的三本书——罗新的《月亮照在阿姆河上》、侯杨方的《这才是丝绸之路》和韩茂莉的《大地中国》给我带来的最迫切的感受。效法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是古人对读书人的期许。这期许里蕴含大智慧：如果知识只从纸上得来，又用纸和笔创造，极容易和鲜活的生命脱节。这样的知识乃无用之学，甚至是披着华丽外衣的“伪知识”。读书人必须走出书斋，在行走中让知识与现实相映照、相激荡，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历史学家就更应如此了。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对历史学家的刻板印象往往是埋首故纸堆，从前人的字里行间费尽心机地寻绎真相。恰好，中国又是史学大国，史官文化源远流长，仅正史就有煌煌二十五部（二十五史），私家野史、笔记掌故更是不计其数。这文字构成的浩瀚大洋，足够人徜徉几辈子，书都读不完，遑论走出去？但我们恐怕不能这样看问题。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的人和事，而人事之幽微、复杂，稍具阅历者即有体会。那么，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何以洞察人性之幽微，揭示世事之复杂呢？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是有着深刻认知并积极“破局”的，所以从20岁起，他就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壮游。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为我们描绘了自己的壮游图：“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那是没有飞机高铁汽车的汉代，旅途艰辛可想而知。司马迁却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见闻开拓视野，方才成就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千百年来，《史记》始终牢牢占据中国史学的“头把交椅”，除了写得早，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知人论世的功力独步千古。而这，就是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承继。《史记》之后的正史，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正则正矣，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并要求学者遵守。这原本没错，可一旦走向极致，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学术规范”之中。长期规训之下，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讲给同行听，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茶杯里的风暴”，与历史本体无关，更与大众无关。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年他接替老师、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李开元却内心不安：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论文里充斥着数据、材料、图表、概念，像是逻辑游戏。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感觉离“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越远。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提出“打通文史哲，效法司马迁”。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多年磨砺后，李开元推出了《秦崩》《楚亡》《汉兴》，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垓下古战场，只要有可能，他都亲自考察，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令人欣喜的是，李开元并不孤独。事实上，这几年有越来越多“行走的历史学家”为公众所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人称“当代徐霞客”，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有一句名言：“认识中国,不仅要读书,也要行路。”《我们的中国》丛书，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书分四册：《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战场、祭祀及思想史遗迹。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同样是“资深驴友”，经常作长途漫游。年，他从北京（元大都）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辇路。之后的一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破圈”，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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