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代文人在书房布置，笔墨纸砚消费上，为何那么奢侈？——文化教育消费在明代政府重学、大兴文教、广开科举的背景下，教育蓬勃发展，书院教育兴旺发达，明代教育的不断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士人所需求的文化教育消费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突破。
一、文人书房布置消费
文人书房的内部陈设毋庸置疑，私家造园一直都是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当时所有奢侈消费中耗资最巨、炫耀性最明显的行为，嘉靖中叶以后，江南城市流行起一股建豪宅和园林的奢侈风气，如何良俊所言：“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
谢肇淛的《五杂俎》云：“缙绅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当其壮年历仕，或鞅掌王事，或家计未立，行乐之光景皆已蹉跎过尽，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
依山傍水的私家园林固然让人趋之若鹜，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庶民之家也“屋有厅事，高广倍长，率仿效品官第宅”，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去建造，许多相对较为贫苦的士人也希望在喧嚣的市井生活中寻求一处安静之地，相较于整个生活空间，文人的书斋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场所之一，书室是最能够体现士人清雅情趣和文化品位的地方，其中晚明文人对装点书房尤其独具视角。
凡是古代的读书人，大小总得有一间书斋，书室内的摆设大部分都简单整洁，意趣盎然，如隐士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窗明几净，壁挂无弦琴，案置文典，手把壶殇，自饮自酌，一时兴起，则抚琴长啸，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令人向往。
书屋的面积不大，但要求明净，需要神清气爽，方可精神专注。到了明中后期，不仅仅文人雅士拥有自己的书房，这种生活空间开始被大众所模仿，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就对这种书房普遍化的情况抒发过自己的感叹：“尤可怪者，如皀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畜盆鱼杂会，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皀快所读何书也”。
书房本来是士人最为珍视的场所，一个具有仪式化的空间，如今却成了最为人轻视的皀快家中一个可有可无的多余之地。
《味水轩日记》中也有对文人书斋内布置的描述：史君楼在南濠上，甚小。入乃不觉小，其内为南牖下置一几，以布幕之，设笔墨研。着壁乃所常观书百许帙。当窔铺木榻，容一人卧。榻北长桌亦堆书，不甚多，则古简奇牍，非常观，间展一二，以驱烦发清者。南面顿二绳床，西临壁，架木阶十有一级。
并阶又一桌，亦微设玩物。中桌恒虚之，鼎盂瓶合之属，与文房器，分阁诸桌上。左右壁悬佳图画，楣间扁曰小楼。笔墨纸砚、长桌木榻、书籍玩物均需要士人购而得之，他们往往选取一些符合自己身份及权力的物品来布置自己的书斋，以此来突出与普通人的不同。
二、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的消费
笔墨纸砚是士人读书写字必备的工具，是文人的常用物品。文人在书斋中首需的就是书房的文具，“高子曰：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古人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可见笔墨纸砚等文房书宝是不可或缺的。
明代重学文化传统深厚并且科举制发达，遂使丰衣足食的家庭都要令其子弟去读书应考，笔的巨大需求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笔又属于易消耗品，“迩来墨法愈精愈奇，不逊古人。迩来墨法愈精愈奇，不逊古人。惟笺楮鲜得佳者若。若缚笔一技，殆已绝矣。索价弥昂，一管不足两三日之用，可叹也。”
有时一支笔也就能用两三日，所以士人们需要经常购买，并且有的常常一次性购买很多。明代市场上笔的种类很丰富，并且讲究技艺，江南之地是全国精工的聚集地，当时流传着“天下笔工，惟称吴兴云”的说法，好笔造价不凡，制笔之技掌握的人也少，“笔以吴兴人制者为佳，其所谓狼毫、羊毫、兼毫者，各极其妙”，毛笔的笔头以兔毫、狼毫、羊毫毛为主，种类齐全，制笔之技十分繁杂。
好笔要选毫，毫中的刚柔不同，好笔需要选最健的两三根，方能经久不散，因此好笔很难得。吴兴之笔，自兔毫外，还有鼠毫、羊毫两种，后来又改为用兔毫为柱，羊毫辅之，刚柔适宜，成为“巨细”笔，一管值钱文，士人为了购得好笔不远万里，可见对文房用品的热爱。
三、士人特殊性身份的表现
明代“湖笔”声誉日盛，制笔业主要以湖笔为主，代替了宣笔的煊赫地位。浙江吴兴先后出现了冯应科、张进中、陆文宝、陆继翁、王古用、施文用等制笔名家，他们精雕花饰，不惜成本，御笔多出自他们之手，以致湖笔声誉日起。
当时的湖笔已经取得天下众笔之冠的地位，士人们自然由衷感叹并且不惜重金购买，湖笔价格，在嘉靖中期，大概是用银一分，就可以买到一枝上好的湖笔。至嘉靖末期，其价上涨，一枝湖笔需银三分，到了万历年间，一枝湖笔甚至卖到三钱银子。
至于不是那么富裕的士人，他们用笔耗费量也很大，毛笔书写、练习书法，“费纸笔如山”，他们所用的笔大多以羊毫毛为主，因为羊毫毛不但柔软，而且耐用，价格比较便宜，易于购置。笔的消费量大面广，在士人的文化消费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人又追求佳品，貂鼠毫是湖笔中最为奢侈的一种，多是有经济实力的人才会大量购买。
墨是士人挥笔的必需品，文人在选墨时都择取精品，可见墨的价值也不尽相同，精品的墨与珍宝同价，只有有钱的士人才能使用上好的墨。明代最为贵重的墨，当属徽州人所制的徽墨，“凡造贵重墨者，国朝推重徽郡人”，徽墨随着艺术品的商品化，成为了官僚权贵世家、士绅相互馈赠的礼物。
文人鬻书卖画，都离不开墨，制墨者的增加与文人兼做制墨成为一时风气，形成了歙派和休派，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到了明末，吴名望、吴去尘之墨广泛流行于市场，墨市场上的种类非常丰富，这反映了士人墨消费品种的多样化。
文人对墨的要求不仅仅是适合使用就满足了，更要讲究它的奇妙，品质精美的好墨流传到后世才能依然如漆，精墨难得，于是文人也视墨为宝。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快就成为文化市场上的风向标，因此文人也更加热衷于对宝墨的搜罗。
纸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讨论的是书写所用的纸，“纸的消费”仅限于文化用品，读书人写字都要用纸，可想其需求量之大，欧阳修就曾记载：“张友正，邓公之季子，少喜学书，不出仕，有别业价三百万，尽鬻以买纸”。此人把三百万的家业卖掉，全部用来买纸以学书法，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费用之多毋庸置疑。明代江南纸的生产主要在杭州和湖州盛产竹、桑的县内，如余杭、钱塘、富阳等县，笔纸出现在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必备的就是宣纸，当时有“纸不如旧”之说，庙市所售皆为旧纸，“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笺色古光，文藻精细。
有贡笺，有绵料（式如榜纸，大小方幅，可揭至三四张，边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纸印），后则有白笺（坚厚如板，两面砑光如玉），有洒金笺，有洒金五色粉笺，有金花五色笺，有五色大帘纸，有磁青纸（坚韧如段素，可用书泥金）。
宣纸，以陈清款为第一，外则有薛涛蜀笺，镜面高丽笺，松江谭笺，新安仿宋藏经笺等，皆市。”在庙市上所售卖的纸的类型很多，纸的等级也不尽相同，可供文人选择，纸也有供人赏玩之列。
明代端砚流遍天下，其实都是福建人所造的赝品。在士人的文集中，有多处对古砚珍视的记载，砚的使用关乎文人的创作过程，购得自己心仪的砚台是一大乐事，士人对砚本身的价值还是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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