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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从军，奔赴战场；中年转向党史研究，活跃于书斋和讲台之间，研究讲学两不误；年岁愈长，致力于党史的普及——在党史研究和教学的路上，邵维正走过了五十多个年头，至今仍步履不停。
少年从军，奔赴战场
年，春天，浙江。
“小鬼，怕死不怕死？”
“不怕！”
“怕苦不怕苦？”
“不怕苦！”
“不怕死不怕苦你就来！”
经历了一番简短的问话后，年仅15岁的邵维正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规定的 参军年龄是16岁，邵维正头一回报名的时候不了解，因为年龄不够被拒绝了，这次他便有意多报了一岁。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见证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引领着建立新中国的青年人，满腔热血。跟着党走，成为当时青年人的一个“时尚”。“到处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说着，邵维正忍不住动情地唱了起来。
美军的飞机已经飞过了鸭绿江，如果朝鲜守不住，战火势必要烧到东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已成为当时人民的共识。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感染下，邵维正没念完初中，就毅然离开了书桌案头。在浙江守了一段时间的海防后，第二年，他转入 序列，跟随所在的62师北上奔赴朝鲜战场。
一进入朝鲜的领土，映入邵维正眼帘的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铁路、公路两边几乎看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全被炸毁了，邵维正被触目所及的战争场面深深地震撼着。
由于军事实力悬殊，美军掌握了 的空中优势，为了防备敌军的轰炸，邵维正跟战友们隐蔽在弯弯曲曲的坑道里，听着炸弹爆破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战场上条件艰苦，就着冰雪吃炒面是常见的饮食，但雪水冰凉，吃了不免闹肚子。邵维正就先把冰雪含在嘴里，用体温“加热”，等到冰雪化成水，再吞咽下去。在这样极其艰难的处境下，邵维正迅速成长。
他在朝鲜战场上待了6年，年9月，在朝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多年后，再度回想起这段经历，邵维正感慨良多，“在我的一生经历当中，抗美援朝这几年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对自己的一种考察，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思想上的洗礼。”
年，邵维正随第三批 回国。之后，他在西北戈壁滩上驻防长达20年，历任新闻干事、秘书科副科长、宣传科科长等职。60年代中期，邵维正被选派到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党史，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从事党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中年转行，考证中共一大
年冬天，全军院校恢复招生，军校大量从作战部队调人。时任62师宣传科科长的邵维正，被调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此后，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党史研究教学工作。
就在同一年，由胡乔木提议、李新牵头的12卷大型历史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项目启动。新中国是经过流血牺牲打出的红色江山，因此，胡乔木提出，这套书光靠文人写还不够，要从军队里找几个专家。就这样，军人身份的邵维正于年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参与撰写该套丛书 卷《伟大的开端》中的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事件，中共一大是永远也绕不开的起点。从年开始，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时候，通常把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很多人就此理解为7月1日是一大召开的时间。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邵维正在起草初稿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仅仅关于召开时间，就有年7月1日、7月4日、7月5日等若干种不同的说法，关于出席人数同样众说纷纭。由于一大属于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会议，加之年岁久远，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都成了一桩桩“悬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在各个领域落地生根。“党史研究更是马虎不得，每个细节都得准确。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问题必须得搞清楚。”邵维正说。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所有资料都得亲自找，邵维正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到了晚上，他就归类整合白天搜集来的资料，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那段时间，考证一大成为邵维正 的目标，其他的什么事情都顾不上，他经常两三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到 ，他整理的资料卡片已经有上千张，堆起来有1米多高。根据这些资料卡片，邵维正制成了一张“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详列了几十种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说法。
做考证工作，光靠“死”证据不够，还得找一些“活”资料。于是，邵维正寻访当时还健在的参会人员，他了解到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在一大召开期间做过会务，就几经周折找到了老人的住处。当时王会悟老人已经82岁，身体不太好，躺在床上接受了邵维正的采访。
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已有几十万字。如何从纷乱的资料中理出个头绪来，邵维正决心从考证一大代表的行踪入手。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找到了谢觉哉日记的原件，里面记载着：“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年6月29日特记。”后来谢觉哉解释，五个圈所对应的字是“共产主义者”，因当时反动势力猖獗，又怕忘记，故以圈代替。
据此，邵维正查找了当时从长沙至上海的班次，按最快到达的日期算，何叔衡和毛泽东的到达日期应该在7月4日以后。由此，排除了7月1日开会的说法。
在一次又一次的走访中，他从当年参加过一大的刘仁静老人那里得知，原来当年刘仁静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之后才去上海参加的一大。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进步社团，为了找到这次会议的记载，邵维正跑遍了各种图书馆、资料室，寻找该学会的会刊《少年中国》杂志，但都没有结果。
后来，经多番打听，邵维正来到了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因为怕打湿资料，进库房的人是不让带水的。当时恰逢酷暑天，邵维正就冒着高温，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来回穿行寻找。空间逼仄，转个身都困难，他挨个书架看，一本一本找，一页一页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年出版的《少年中国》原件。
随着考证的深入，一大的召开时间渐渐锁定在7月20日、23日和24日这三天上。这时候，一份来自苏联的《中国共产党 次代表大会》的记载引起了邵维正的注意。这份记载提供了几个关键信息：报告采用“我们”字眼，说明是参会者提供；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明确会期为8天；记录了“侦探闯会”的史实。
当时的《上海生活报》《申报》等报纸上，都报道了7月30日晚法国巡捕房惊扰会场的事件。周佛海、陈公博的回忆录也有相应的佐证。种种证据都将一大在上海的 一次会期指向7月30日，根据苏联档案记载的会期，再往前推移8天，就将一大开幕时间确定在7月23日。
此外，邵维正还考证了一大的出席人数，关于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专题论文发表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 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文章发表后，全国几十种报纸杂志进行了报道或转载，该文还被译为英、日、俄、法等文字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海外学者称其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胡乔木评价，“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项突破性成果。”
老年转向，致力党史通俗化
从一大考证这个起点开始，邵维正党史研究的面渐渐铺展开来。有人评价他，是由“红色的起点”走向“红色的世界”。
年，正逢建党70周年，邵维正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出版，以30余万字的篇幅，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着重介绍建党的过程、意义和影响，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空白。
从党的创建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从党史研究到党的创新理论、军队政治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邵维正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推进党史专业化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邵维正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写党史书是给谁看的？“全国从事党史工作的有一万多人，可是读党史的有几亿人。我在想，我写党史是给一万人看，还是给几亿人看。”邵维正说。
近20年来，邵维正一直在追求党史的通俗化写作。年，建党80周年之际，邵维正主编了《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这部书用件大事、0张图片，图文并茂地解说党的80年历史。随后，建党90周年时推出的《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和《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都以通俗化的风格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进入新时代以后，邵维正想得更多的问题是，怎么能写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让青少年能够更好地接受党的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这个想法一直深埋在邵维正心里，直到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想法终于落地。
当时，青岛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读物，他们从年开始，就在沟通国内的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编辑刘克东从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了解到邵维正，他主讲的《党史故事讲》给刘克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邵维正在接到青岛出版社的电话后，深感这与他此前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他手头上还有几家出版社的邀约，但考虑再三后，最终答应了青岛出版社的约稿。
一开始，邵维正和团队想要做一套规模比较大的适合青少年的党史历史丛书，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人物、事件和专题，这样排下来一共有12卷。但如此大的体量，青少年能读下去吗？邵维正团队跟出版社协商之后，推翻了之前的方案，重新组排，决定以问题切入，也就形成了《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目前的规模。
“既然是写给青少年的，我们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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