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天，似乎不那么顺遂。无力感、困顿感袭来时，习惯性相信行走的力量。这篇文章初成于三月，希望能给予四月的大家一些力量。
近来，案头摆着穆旦的诗集，每晚翻阅几首。
写于年5月的《冥想》，是他对人生的回溯。那么多的努力和劳作，最终“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心灰意冷时，总念叨着诗的最后几句。然而，这一次从前往后读，留意到了一首从行走中生发的诗——《原野上走路》。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
从茫茫天边把我们拥抱了，
我们简直可以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
彼时的穆旦，为什么会在原野上走路？又要走向何方？为了解惑，我查阅资料，发现了来自原野的更多惊喜。
《穆旦诗集》
穆旦著
人民文学年1月
年，穆旦考入清华外文系。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是穆旦也成了联大的一员。有关联大的文字、图像，我顶爱看。何兆武先生、老汪笔下的联大，各有各的模样。教授学人的正道学风，宽松不失态度的管理模式，课余时间的吃茶消遣，都让人向往。而之前我不知道的是，西南联大的前身是长沙临时大学。从临大到联大，另有故事。
在联大学生自编的《联大八年》中，冯友兰先生介绍了这一段故事：“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
平、津沦陷，师生们纷纷历险南下，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仅成立几个月，又在轰炸来袭之前被迫西迁。在所有西迁的选择中，徒步公里，穿越湘黔滇，无疑是最为艰苦的一个。但在年，依旧有包括闻一多、穆旦在内的余名师生，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这就是穆旦在原野上走路的缘由，此行目的地即是大后方昆明。
旅行团在常德（推测）
按图索骥至此，本该收手，然而我发现，在西迁的八十年后，还有一个人重走了这一条路——前媒体人杨潇。
彼时的他，辞职没多久。一个辞职的人，大概会经历两种状态。先是从繁忙工作中解脱出来的畅快，后是对于未来一片空白的考量。当杨潇步入第二个阶段时，选择了往回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寻路之年”，亦是通过自我和八十年前那些青年一同行走，“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与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去寻找自我在这个复杂世代如何自处的一点点答案。
答案，伴随着好玩的事情，陆续出现。当时湘黔滇旅行团按照行伍的组织方式，来安排学生的队伍。成员们每日穿军装，往往要走上一天。有人落在了最后，有人一边走一边背单词（这是查良铮同学，也是我们熟知的穆旦），还有人夜晚投宿寺庙而忧心忡忡。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按照行程中的地点来编排每一章的书写，既有年部分师生日记、文字中所述的种种情状，亦有年杨潇的所见所闻。两种文本在不同时间，因统一地点而发生了交互，这是书中值得推敲的点之一。
当年旅行团行至贵州安顺，师生们寻到了一个不起眼的火牛洞。进去后发现，别有洞天。无数的奇怪石头在眼前铺展开来，“叩壁作响，想不到从这千万年的石壁里，回答出来的是一阵金石铿锵的音乐，许久不绝”。这样一个如梦之洞，到了八十年之后，已是门前荒芜一片的犀牛洞了。尽管怀揣着无限遐想，杨潇仍是在废弃的洞口放弃了一睹的尝试。这大概便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欲睹而不得。
杨潇走访时，除了寻找师生眼中的西南，亦从档案馆和旧报纸里寻找。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之后，西南地区才走入国人的视野，比如创刊于年的《旅行杂志》开设西南专号，介绍云贵的风景。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杨潇著
上海文艺
单读年5月
由于是记者出身，杨潇能将书中涉及的诸多材料，一一爬梳好，再以行走者的视角来讲。因此，整个的阅读过程，非常舒畅。精粹的内容太多，在此不赘述，尤让我好奇的是他写作的方法。
书成之后，杨潇接受了多个访谈，聊行走，也谈成书的过程。这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他在《一席》的个人讲演，二是他与单读主编吴琦在播客《螺丝在拧紧》的对谈。
在个人讲演中，他讲述了自己与赵新那、吴大昌两位老人的交往，从对话的这头联系到老人们那时的故事。吴大昌先生曾就读于联大机械工程系，当年的青年已成了如今的百岁老人。见面时，杨潇本还担心老人体力不济，没想到一聊就是四个多小时，两人亦成忘年交。听完有所感慨，大部分人每天所面对的网络空间，其实鲜有老年人的身影。那些真正经历过风雨的记忆，留在了断断续续的声音中。唯有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知晓一二。除了当年的文字、图像记录，杨潇通过对话，去倾听旅行团成员的声音，触到了更为真实的“原野”。
在和吴琦的对谈中，杨潇提供了非常多方法，有关材料的处理、统整。他会大量阅读那时的材料。在每一章的注释页，不仅有旅行团成员钱能欣、杨式德、余道南的文章、日记，也有当地县志、旧报刊，更有时人同样路过此地的记述。海量的材料，不仅是寻路和回溯的依据，也是那时与当下的互文。然后，他按照旅行团年的步程，逐一分类，形成一个个文件夹，再根据自己行进的路线，加入年的所见所感。于是，在每一个地点，都有了遥远的共鸣。虽说他称之为“笨方法”，但这个方法确实是行路文学最需要的功夫。全书共页，拿在手中，着实吃重，仿佛那一段旅程带给亲历者、重走者的心灵触动那样。
不仅是杨潇，同样被旅行团所感染的，也有作为读者之一的我。
3月中旬，楼下一位邻居被确认为密接，整幢楼不进不出三天。查了相册，发现前年今日也在同一地点隔离，预备着那时即将到来的开学。时间真快，那些保留在相片中的画面，如在昨日。越来越复杂的疫情形势，带来了诸多声音。新闻源源不断出现，一轮又一轮，看得人有些疲麻。湘黔滇旅行团在行走的过程中，也是脑袋中装满了许多烦忧吧。西南边陲的鸟声，与故园所历的炮火声，声声入耳，惹得心绪万端。疫情夺取了太多原本生活的面目，战争更是如此。在停摆和奔波间，我们和他们都不能畅怀行走在正常的大千世界。在这样的情形下，观察、等待成为了必修课，努力将手头的任务做好，乃是当务之急。杨潇在自我怀疑的一年，寻找到了湘黔滇旅行团，而我好像也在摇摇晃晃、不知是卷土重来还是回光乍现的疫情世界中，寻觅到了一方灯塔。
毕业典礼那天，听到的这句话——“做好手边事，未来不期而至”，总时不时浮现脑海。旅行团是奔向校园，而我已离校园越发远了。尽管如此，永远保持着谦卑和好奇，行走在路上，确是大学教会我的箴言。原来毕业真的是一个起点，另一个我要亲历的天地，是那永不能毕业的“人生”。
再说回吴大昌和杨潇的对谈。在书的最后一章，杨潇另辟了尾声，专述师生们后面的人生走向。看到那么多熟悉的旅行团成员的人生，或顺遂，或不得意，或去国，或回乡，内心不自觉酸楚。杨潇问吴大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吴大昌说：
“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简简单单，却足以解释一路上的悲喜。
在原野上走路，早已过去了。多年之后所历的风雨，洗刷了很多记忆，甚至连一些人的日记也尽数没收。但是，在长途跋涉、深入西南的过程中，那些所见所闻真真实实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也许，不需要去过分追问湘黔滇之行的意义，更没有必要刻意拔高，因为它的存在便是联大师生那一段人生中的样子。那六十多天的经历里，吴大昌和穆旦们需要做的，只是好好走路，看清前方的路，尽早抵达昆明。
读《重走》的时候，总想着《原野上走路》。穆旦写得真好，这是一个带着稚气的青年与辽阔大地的对话。诗集里有他的相片，浅浅笑着，眼神里焕发着青年的朝气，好像预备将那广阔的原野尽收眼底，敞开怀，一路西行。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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