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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上海法治报
□法治报记者季张颖
冬日清早的申城体感偏凉，市委政法委办公大楼里，施镛比上班时间提早到了一个多小时。打开电脑、规整好办公桌上新来的文件、再与值班室对接完前一晚的信息，把需要批示的机要文件提前置于领导的案头……这般如常的工作节奏，已然成为施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习惯。
在市委政法委机要岗位26载，每年经手文件余件、拟办处理多件、报送信息近万条……施镛埋于案头，用他的细心、认真与忠诚写就着“零差错”的记录。
今年一月中旬，本该是他退休的日子，但施镛却仍在奉献着最后一丝余热，“等接我班的人完全上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退休了……”
一年天随时待命
“紧急文件，请马上来单位一趟！”几年前，一个普通的休息日，医院陪着住院的老丈人，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难得来看他一次，又这么匆匆地要走。”施镛看着身患癌症的老人有些于心不忍，但此时此刻工作需要他。放下电话的施镛在和老人打过招呼后，便迅速向单位赶去。
因为工作的缘故，从个人生活中随时抽身，对施镛来说是常事。用施镛的话说，“机要工作是天随时待命的一种状态。”碰上事情紧急，也就没有白天黑夜，工作日或是休息日之分。”
施镛在进入市委政法委工作之前，最早曾在团里工作过几个年头，当时尚未成家的施镛一心扑在工作上，夏天常常是打着地铺就睡在了单位。也正因此，在之后的这些岁月里，施镛把“来自工作的召唤”当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责任。
去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在全市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案头的工作对于施镛而言也在成倍地增长，跟着机要工作忙碌的节奏，施镛自然而然成了单位里那个“早到晚走的人”，常常处理完手头的最后一份文件，已经到了凌晨时分。
“这么多年下来我也习惯了，像休息日或者节假日里，我一般也都会隔天来单位一趟收收文件，处理掉一部分，再把其中重要的文件直接就交由值班领导。”施镛嘴上说自己这是“愚公移山”，做一点是一点，但小小举动背后，却藏着施镛细腻的心思。因为放假日子一长，积累的文件就会越来越多，施镛担心造成领导负担的同时，也会让很多工作不能及时流转，耽误事情进度。
绝对忠诚的“缄默者”
“我是年7月来到市委政法委的。”“那是年4月30日的深夜。”“我记得那是年9月24日那天……”
坐在记者面前的施镛已是花甲之年，但每每和记者聊起过去工作中的种种，哪怕已时隔久远，那些与之相关的数字还是就像电脑中随时都能搜索到的代码一般，从施镛的口中脱口而出。这是施镛干了大半辈子机要工作所形成的特性：记性特别好。“现在年纪大了，记性已经是大不如前了。”施镛谦逊地说。
而机要工作赋予施镛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口风特别紧。亦或者说，性格内敛、平静而又稳重的施镛本就是为这样一种极具特殊属性的工作而生的。
因为工作的关系，政法系统内很多信息以及社会防控面情况都会经施镛之手传递给相关领导，施镛可以说是“委里掌握核心机密最多的人”。但对此，施镛只是默默做事，不说多余的话。
“我涉及的有些工作是带密级的，工作职责规定我是需要向上传递信息，但我也仅仅只是一个信息的传声筒。”施镛告诉记者，绝对忠诚是这个岗位所需，“保守每一条秘密”也是他对自己的红线要求。“所以日常工作中，我也不太会和同事多说我所经办的事宜，工作以外，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从不会涉及这些。”
被“磕碎”的仪表盘
工作上数十年如一日，施镛是无怨无悔的，只是觉得对家人是亏欠的。
“我们家住在闵行，爱人工作同样繁忙，考虑到女儿没人照顾，从上幼儿园起她就被我‘拖’着来了徐汇。”施镛说，那会儿自己就骑个助动车，不论天有多冷，孩子就坐在他助动车的前面，早上6点半就出了门，晚上等他6点下班，把女儿从门卫那儿接来，再回到单位忙活一段时间，归家已见星辰。
“孩子在我开着助动车回去的路上头一撞一撞已经瞌睡得不行，后来某一天我发现，助动车上的仪表盘已经被她‘磕碎’了。”虽然那已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但时至今日提及此，施镛的眼里还是满含心疼。
就在前两年，施镛自己因为肾结石动了一次手术，但术后恢复没多长时间，在家闲不住的他又很快回到了所熟悉的岗位上，因为施镛说“他内心总是放不下”。
其实，施镛真正放不下的是内心的这份责任。
“机要工作是清苦而又寂寞的，没有奋战一线的那样轰轰烈烈，也没有什么值得歌功颂德的。”即便保持着数十载经手文件“零差错”的记录，施镛也依然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只是用年轮积累了经验。
施镛说，他很感谢组织对他的栽培。而组织也没有忘记这个在幕后勤勤恳恳工作大半辈子，让中心枢纽常年保持稳定有序的“案头人”。年11月，组织经考虑决定晋升他为二级巡视员。
“去年底，接我班的人到位了，但其实这个工作要完全上手，还是要些功夫的。”施镛的话很朴实，“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传帮带，保证在这个换班的当口，机要工作不断不乱，一切如常。那样我就可以放心地退休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