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一生中会经历一场个人剧变或危机。”然而，能否见证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时间段或重大时刻，则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尤其是如我这样生于上世纪70年代、享受了近半个世纪和平发展红利的这一代人，估计此前很难想到，我们正见证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这场本来可能正在酝酿中的变局，会在这个庚子年以一场全球性流行的新冠病毒形式突然无比狰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正因此，我谨慎推荐贾雷德·戴蒙德所著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原因就在于，这本书可能会让我们从历史镜鉴与现实比较中，得到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变局与危机的启示。
《剧变》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个人危机及其处理的艺术出发，分析比较了历史上七个国家在面临大变局大危机不同选择时导致的不同命运，并从中提炼出危机应对的基本框架。
在作者看来，当一个国家在面对变局与危机时，领导人与国家必须首先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并愿意承担起责任。有了这个前提，才可能迈上正确解决危机的道路。
接下来，国家需要做的，是厘清变革的界限；要有对外开放性的心态与勇气，从外部获得必要的资源与帮助，同时还要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在应对危机与推动变革的时刻，民众对国家的一致性认同显得尤为重要，要善于从本国历史中汲取应对危机和变局的智慧，这可以提升应对危机与变局的历史与文化自信；对变局与危机的处理要有国家耐心，能够忍受挫折、不确定性甚至阶段性失败；要有一定的国家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决策因时而变以及利益包容性；最后，要妥善处理好国家面对的地缘政治约束，尽量为变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戴蒙德以应对变局与危机的基本框架分析了美国状况。他在书中提出，美国在历史上曾经以上述框架有效应对过多次危机与变局，但从当前状况看，美国在未来10年将可能面临四种激进式危机：政治与社会极化、选举制度扭曲、经济上极度不平等以及对未来教育和科技投资的不足。而更可怕的是，美国处理变局与危机的能力正遭到诸多因素的侵蚀。
戴蒙德指出，这些因素主要有：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否陷入危机缺乏共识，且频频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墨西哥及非法移民；太多有权势的美国人只想保护自己，不愿出力改善自己的国家；美国的整体性自负正妨碍国家借鉴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成功模式。
当然，更有极化现象以及经济的不平等，正使美国社会陷入分裂，统一的价值观已面临严重挑战，国家认同感日趋下降。这也是阻止美国应对危机与变局的力量。
戴蒙德此书面世于年，书中已经对美国年总统大选可能使国家进一步分裂有所预言。但彼时年“新冠”这一自年大流感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瘟疫尚未显现，因此，也自然未进入戴蒙德的视野。但是，今天美国应对这一百年大瘟疫时的种种乱象与表现——政策失调、进退失据、将个人自由置于群体生命之上、自负傲慢、甩锅中国、不相信科学相信政客等等，却无一例外地印证了戴蒙德关于国家应对变局与危机框架的智慧。
尽管我们国家在面对变局与危机时的应对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增加了自信。我们坚持把对生命的敬畏感放在个体自由的张扬之前，坚持发挥国家统一的决策与资源调配功能，坚持基于强大的国家认同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坚持“家国一体”的优秀文化传统，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包容理念，终于得以成为第一个走出瘟疫流行阴霾并率先恢复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大国。而上述做法，也正好呼应了戴蒙德在书中的诸多观点。当然，也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纠正戴蒙德在《剧变》一书中不可避免时常表露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
站在旧年新岁的交汇点上，我们深知，百年变局可能带来的一波波惊涛骇浪仍然在未知的远方，就连新冠大流行后续发展都充满不确定性。我们要有应对更大变局与危机的心理准备与勇气，要进一步克服任何不利于团结和凝聚全民力量的消极因素，要进一步以开放的心态汲取本国与他国历史经验教训，要在进一步强化制度与文化自信的同时又不固步自封。这既是《剧变》一书给我们可能的有益启示，也是笔者推荐《剧变》一书的初衷。
（作者为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推荐书目
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信出版社出版
蔡昉：《大流行经济学：应对疫情冲击与恢复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姚洋等：《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楠：《繁荣与贫困：经济发展的历史根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