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是咱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源头，重要性是不值得再唠叨的。对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任何老师给他开列“课外文史必读书目”，《论语》都是不可能漏网的。
《论语》本身就是一部讲话稿，是孔老师随口闲聊的笔录，好比我们现在听某北大教授唠家常，回去把它整理成文字稿而已，形式上一节节又如微博，按理说不会很难懂。但读《论语》的麻烦，在于即便当时再口语化，毕竟语言文字一直在变动，时间一长就很费解。不说我们了，汉代人读时就分歧很大了，为了一些字句的理解，吵得真是不可开交，功名利禄刀光剑影。
所以，除非你才智“yyds”到令人咋舌，多数人读《论语》都需要借助注释本。《论语》的一大怪异，就是它的注解本多如牛毛，真要研究一辈子都读不完。在民国以前，据著名旧书店老板孙殿起先生说法，单他过目的注本就有近种，而日本汉学家林泰辅更野，直接著录注本多种。过去多年间，中日两国无数才智之士，把毕生心思都耗在这1万6千字上了。
而在今日，真正的专业人士，对外张扬所读，大抵还是围绕何晏集解、皇侃义疏、朱熹集注、刘宝楠正义四本；到了一般大众，坊间最通行的近人注本，则基本是这么4种：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钱穆的《论语新解》、南怀瑾的《论语别裁》以及李泽厚的《论语新解》。据说，它们印刷量多年来都是前F4,PK起来恐怕一时胜负难分。
此外，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北大教授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过气“学术超女”于丹的《论语》，也还有很多忠实粉。至于说，辜鸿铭英译的《论语》，跟已故许渊冲先生搞得那些一样，大体就是国人不会看、洋人从不看——我晃荡图书馆多年从未见它出借过，或许是最尴尬的。其唯一功用，大概就是土豪们买去做书房背景了，郭德纲老师晒照我看依稀就有这么一本。
说清脉络，那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在杨伯峻、钱穆、李泽厚、南怀瑾这4部最通行本里，应该首选哪一本才好？
比较起来，如今市面上所有《论语》注本中，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可以说是最主流、最正统、最规范、最平正。我反正大言不惭惯了，就敢用上4个“最”字。
何为此言？这里面至少有3大条件，当是其余诸家所难及的：其一，传统经学最重的是所谓“家学”，而经学恰恰是杨家几代人合造的独门暗器，可谓渊源有自。“家学”这东西，好比“工匠精神”，一家几代人生来就研究这个，百年传承下来，如何敢轻视？具体一些八卦，《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那书也有些“现场展示”。
其二，今人读古书，最基础又最难的地方，在于年代久远，语言文字断裂得太厉害，需要读懂书里“说了什么”，才能接着思考“为什么这么说”，这里面涉及到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文字学。而杨伯峻先生，乃当代中国文字训诂方面的顶流专家，早先那部《春秋左传注》同样注力在文句疏通，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无人可超越——沈玉成先生北大名才子，可若是没杨注在前垫底，那本白话解估计也是束手为难。懒笨如我，这套书一直都在案头最显眼处，时时拿来翻一翻，对杨先生的细致专业真佩服万分。
其三，杨伯峻先生诚笃君子，又是老实人，下的都是最“笨”的功夫，全书几乎没有任何发挥，意思一概遵循古训，于《十三经注疏》简直是亦步亦趋。如果保守地看，《论语译注》最靠谱，最接近传统上主流经学家原意。假如认定解读旧籍是越古的越真，那《论语译注》是真的很“古”意。这本书，在《论语》注解书堆里，好比江湖里的少林武当，名门正派得很。
所以，我从来都认为，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是最适合初学的，是入门级的最佳读物。至少，你记住了，出去显摆了，写文章引用了，一切解释都是从何晏、邢昺、朱熹、刘宝楠等“钦定”大咖而来，不但不会错，又谁敢轻易反驳你？这种功效，是接触之始，就立得正。
但它的问题在哪？我斗胆放言：1，注解得非常枯燥，行文很呆滞僵硬，不好听点就如古人应声机一般，能一鼓作气读到终卷的，我看需要耐力，真读书种子无疑了。2，如前所说，于古人解说亦步亦趋，几乎毫无个人见解，解经固然需要“笨”，但读经太“笨”容易死在句下，读的越深反倒越禁锢思维。
比如，我前些日重读杨先生的《孟子译注》，于“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一句，私心是认为“诗”“书”二字都该加书名号的（后知辛德勇老师也是如此看法），但杨先生就不会加。他为啥不加，理由很简单，十三经注疏本不加。杨先生这人，即便内心有不同看法，也是断然不会“破注的。
可我们读书，所为何事，总不至于真去“取义成仁”吧，不会想“与古为奴”吧，不就求个开拓心智？倘读书越多脑子越呆，这书再经典，我看也不如放下去看电影打电动陪女朋友聊天。所以，《论语译注》是入门首选，但一直读这本书恐怕不好。这就是孔老师劝告的，“致远恐泥”。
而且，就文句疏通而言，杨家第三代杨逢彬教授（杨树达之孙，杨伯峻之侄）于年出的《论语新注新译》一书，“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完全称得上迄今同类书中最好的一本，除了“买买买”别无他言。
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我是到了上大学之际，才找来囫囵吞枣一看的。钱先生全集，鄙人读完过得大概2\3以上，除了那本“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实都好感不多。
对于这本《论语新解》，我也是如是态度。基本看法，就是可读可不读。就是你不读若有所失，读后启发不多那种，甚至还会带来一些思想“后遗症”。为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幸存者偏差”，绕开未尝不是明智之举。读钱书，我意还不如返回去读清人注解有收获。
为什么这么说，小子如我，当然不敢说钱先生学问不行。钱先生解读《论语》，不像今日大学教授，或纯是做学问，或是指望着孔子给他送职称，甚或是包装招摇猎艳之具，而是充满感情的。他的解，是行而知之，是儒学实践的心得，甚至夸大点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充沛着生命力的。他解论语，完全可看作是一份儒学信徒的祷告词。
但这里面的“陷阱”在哪？正如他老几乎所有著作一样，在过于深信“圣贤之言”，观点太老派，方法论太陈旧。这种盲信和老派，带来的学理乃至精神问题至少有二：1，虽名为“新解”，实看不出哪里有新，“不提时人一字，则更不引一语”，不客气地讲无非老生常谈而已，李零批评说“参考价值不大”，当也是此意。2，在过于维护儒家正统，在处处粉饰古代中国那个天地君亲师的世界，仿佛彻底被儒家洗脑了。
在他眼中，“现代化”反倒犹如逆流，如此的保守主义观，实在很难想象是20世纪末学人所发。读钱先生此书，及其许多著作，我总感觉他太“乡下老儒”了，人性深处的幽微之处完全看不到似的，而他偏偏还是位史学家，职责和使命乃是要“究天人之际”的。苏格拉底说”不经省察的人生不值一过”，同理，不经省察的书籍何必一读？
学传统文化，学《论语》，不是阻碍创新、开放乃至文明化；更不是拼命自我催眠，立志做个泥塑一样的呆子\“君子”.读钱先生的书，鄙意最少有几本罗尔斯、洛克、福柯垫底，才不至于深陷其中。
而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我也素来觉得不适合初学者读。理由呢，可能与反对《论语新解》恰恰相反：
钱先生的问题是“太专门”，沉湎其中忘记反思，敬意满满到太满了；而李泽厚的问题，则是太外行，是老来无事跨界客串玩票。虽说当下年轻人没几个人听说他大名，可他确凿无疑是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明星，影响力堪称no.1级学界遗老了，分量一度相当于易中天+余潜山，这个光辉前史让人没话说。但他的专业，又确实是美学，连康德专家都说不上——即便靠康德出道出名，可德文他是看不大明白的。一个西学研究者，突然掉转过头来写《论语》，这里面的杂质含量之多，只怕何新都要冷笑几声。
这带来的后果，也起码有二：1，一些字句、意思、训诂，他解释不同，是有扞格；2，他过于自负，拿六经注我，以中学解西学，用《论语》的话讲就是“意、必、固、我”皆犯。横行无忌的后果，就是新意不少，漏洞也多，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如此“今读”，已不是注解，而是再创造，是借孔子的酒杯浇自家块垒。这也是李泽厚先生一贯的做派与格调，好坏是非都很难说。
比如，他老拿西马、康德来套孔子理解，显得很错位；比如，他解释涉及到的古史，几乎必然比附为他“发明”的所谓“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文字训诂上，他主要依据杨伯峻和朱熹，个别有意为新而新，不是很合适。总之，李大师这本书，夹杂着的自身私货太多了。基础不牢者容易被带偏。而他的目的就是要带偏你。
说到底，不是这书不好，而是写给“同行”、“专家”看的，是打着“普及”的旗号行“学术研究”之实。从这个着眼，阿好者还有称为“大师之作”的，也确实有不少人所难及之处，“李泽厚印记”几无处不在：译文相当通俗活泼，与西哲联系较密；逐末追本，跳出名相，意在阐发《论语》的现代性。李先生的真正用心，我想不难明白，一句话就是：读论语本就无需死记孔子的话，关键是领会精神而已。
这野心，这是要和当代孔子心心相印，代他立言，回光返照，重铸现代精神。这说，都到达这程度了，还适合初学吗？
而在这些注解书中，历来最具争议的，大概又得数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吧！
自年代以来，《论语别裁》就发行量特大，说是“一纸风行”、“洛阳纸贵”，都不算夸大。由于南先生本身就是佛学大家，不是搞儒学的，这本书也不过是本课堂讲稿，更无妨看作是“接引之具”，因此随之而来的毁誉也真是一言难尽：正面影响，是无数人由此喜欢上传统文化，乃至爱好上佛学；负面评价，则是学院派很不满，直指为“满纸荒唐”。
关于此书，关于南先生，该如何评判，我不自嫌鄙陋早写过好些文字，不想多废话了。大体总结起来：1，该书特色就是，间有精义微言，颇多杂事秘辛，真是好读得很；2，和李泽厚那本一样，也不适合初学者看。甚至，是变本加厉，不大适合搞学问的人看，不适合较真的人看。
为什么？因为南先生写东西，从来都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甚至不是为了求真而求证，这些都是很着相、很表层、很世间解的俗谛，不是他思考或写书时会去关心的问题。他讲论语，讲孔子，不过就是借力打力，宗旨还是佛学的，目的就是让你开悟。你拿世间学问去质疑，不仅没有意义，也是搞错了对象。
南先生解释孔子、论语乃至儒学世界，是活泼泼的。比如，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他解释宋代赵普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就说赵普不是只读这本部书，而是拿这部书作为思想之源泉，时不时回去翻翻看看，然后得到一些启发，所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你说他解释的有无道理？类似很多这种说话，你我压根找不到依据，但是只要细细一想，凭着生活的经验，就会感谢他的点拨：啊，真的如此啊！
南的《论语别裁》，就是要把经典盘活，回到日常生活常识中来，再回归人类圣贤心灵的最深微处，其器岂小？但是，批评他的人，抱着一部《说文段注》指责他乱解，当然也有理据。毕竟，每人背景环境不同，认识、阅历、境地也有差异，同一部书同一篇文字，理解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至多就是求个“共性”罢了。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阐释学上的一个常识。
从这一点看，我们读书也好，选择《论语》注本也好，不过都是各取所需，很难说有高下之别。世上有太多的新思想，都是因“误读”而产生的，夫复何言？择其善者学之，见其恶者自省之，从学之道无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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