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科举考试有极其严格的搜检制度和监考制度。以乡试（考举人）为例，考生手提装有食物、蜡烛、笔墨的篮子进场。入场时首先要点名识别，防止顶冒。查检严格，设两门查检，2人搜检1人。考生要打开被褥，脱帽，解衣，散发。乾隆时规定，考生的衣裤、帽子、袜子都是单层，糕饼要切开，砚台不许过厚，衣缝拆开，鞋底单层。搜身后，领卷按号入围。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的年龄相貌。写有考题的题纸由监临、知贡、提调等官分发到号舍。士子入号舍后即封门，查号。每号都有号卒巡逻墙外日夜有人巡逻。
考生在号舍不许交谈、换号、换卷。交卷后从甬道出去，不许驻足。对违规人员处罚很重：嘉庆规定，发现夹带，枷号一个月。除夹带外，代考，合谋等也处罚非常严重。如此严格的规定是不是就没有作弊了呢？有，而且很严重。清朝对舞弊案进行过查处，曾给予严厉的处罚，也抖出了一些幕后的高层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本人列举3个案件。
一、顺治十四年（年），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璞受贿。社会上盛传“张千李万”。2人录取爵高厚贿者田耕与邬作霖为举人。顺治帝指示吏部、督察院会审。结果李振邺、陆贻吉（科臣，行贿者）、田耕等7人立斩，7家老幼家产籍没入官，妻儿子女百余人流徙尚阳堡，另有25人受牵连，被流徙。
顺治帝二、康熙五十一年（年），顺天乡试。试榜一公布，无名者大哗。因为录取的多是盐商弟子。主考官为左必蕃，副主考为赵晋。盛怒的举子把“贡院”改为“卖完”。贡院门前贴对联一副：赵子龙浑身是胆，左丘明有眼无珠。直刺两主考官和副主考。康熙帝令尚书张鹏翮、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共同审查。想不到噶礼和张伯行竟互劾。康熙帝令尚书张鹏翮与穆和伦先后审查噶礼与张伯行，均认定张伯行有罪。康熙帝相信张伯行清白，对张、穆结论怀疑。于是又令九卿、御史、给事中会审，才查出噶礼与左必蕃勾结，胡作非为。结果噶礼与左必蕃革职，赵晋等人处决。
康熙帝三、咸丰八年（年），顺天乡试。主考官是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副主考是户部尚书朱凤标、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廷桂，同考官是编修邹应麟、浦安等人。考试结束后录取了一名戏子平龄为举人，引起议论。御史孟传金报告议论，咸丰帝命令复查试卷，发现50份试卷有问题，如朱、墨2卷（举子考卷用墨写，叫墨卷；让人把墨卷誊写一遍，编号而不书姓名，给阅卷看的叫朱卷）不符。咸丰帝大怒，免去了柏葰的职务，令载垣、肃顺等会审。查出沟通关节、改动朱卷等违法行为，此案涉及面很广。直接参与者有柏葰家人、邹应麟、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刑部主事罗鸿绎等人，还涉及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儿子。肃顺素与柏葰不和，坚持严办。最后柏葰与李鹤龄、罗鸿绎、浦安处死，朱凤标革职，陈孚恩降一级，程廷桂发往军台效力。
以上三起科场作弊案都发生在顺天乡试，天子脚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尽管清王朝对作弊行为严肃查处，但是舞弊行为在整个清朝科举考试中层出不穷。一直到同治朝之后考场纪律就不严格了。据《异辞录·考试公然犯规》记载，同治四年（年）会试，有举人把携带入场的书掉在地上，有人捡起来交给检搜王大臣。王大臣放进袖里，说：“为什么带账本进场？”光绪年间，考生把装满书记的藤箱拉进考场，这样公然的犯规都没有人禁止了。
咸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