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数千年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封建时代文字狱可谓是绵延不绝，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宋神宗乌台诗案，到朱元璋刁钻避讳，无不展现出封建帝王手段残忍、花样翻新。阴损狠毒迫害文人。
然而，要说把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成为封建暴政巅峰之作，清朝雍正皇帝首推第一人，在他当皇帝的十几年间，对文人凌迟、绞死、杖毙等血淋淋的字眼比比皆是，有书可查的文字狱十数起，其文字狱之惨烈，历代难望其项背。其中最典型的是汪景祺写书一案。
雍正三年12月11日，雍正皇帝赐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被加封太保、一等公的年羹尧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汪景祺这位在年府当了二年幕僚的文人，枭首示众，身躯和头颅分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任鸟啄鸦叼，蝇飞蛆拱。而且，还株连家族，“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一个没有职务的文人，竟然带来灭门之空，惨烈如斯，比他的主子年羹尧还要严重十倍以上，这在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那么，雍正皇帝对汪景祺为何会如此仇恨？
汪景祺，字无以，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此人也非下层，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也算是高干子弟，而汪景祺少时即有文名，只是科场上远没有年羹尧那般一帆风顺，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年届四十的他才考中举人，其功名之渺茫、仕途之惨淡，几乎已成定数。
年羹尧，康熙朝进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从此，“年大将军”的威名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此时，虽说久困于科场，但汪景祺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他自己写诗说的“忆少年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直到五十岁后，“渐知素昔之非，降心从人，折节下士。”也就在这段时期，浪迹于西北的汪景祺想登上年羹尧这艘艨艟巨舰，于是就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大拍马屁，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依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
年羹尧看后大喜过望，便把汪景祺延请入幕，聘为文胆，参与机要。中国有句古话叫“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历朝历代，功臣难以善终似乎是个难以跳出的怪圈。汪景祺为此给风光无限的年羹尧写一篇《功臣不可为》的文章，大肆奉承，说“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史上无人可及；什么郭子仪、李元昊、裴度之流，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阁下勋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不啻于“宇宙之第一伟人”。马屁拍得山响。
接着他告诉年羹尧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平乱后，往往又猜疑功臣，认为功臣既能定乱，必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果然不出所料，随后功高震主的年羹尧被拿下，在查抄年府时，汪景祺所著的《西征随笔》摆到了雍正的案头，书中有写“皇帝挥毫不值钱”汪景祺非议“雍正”的年号不好，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历来有“正”字的年号如“正德”、“正统”等都非吉号等等，这样一来，气得雍正皇帝咬牙切齿，当即在书上御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后人说，这条批注在“此、种”二字间漏了一个“杂”字，雍正之怒，直透纸背。
也许汪景祺写这本小册子时，或许有些无聊，关键马屁拍得太过有些无耻，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带来如此大的灾祸。随后，汪景祺按“大逆不道”罪被斩立决并枭首示众，满门受到牵连，他的妻子遭遣发时，“家人设危楼，欲其清波自尽”，以全其名。但是，死生乃千古艰难之事，其妻求生欲望强烈，“盘膝匍匐而渡”，“见者伤之”。至于汪景祺就更惨，他的首级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直到雍正驾崩、乾隆继位后，在左都御史孙国玺的请求下，汪之头颅才被取下掩埋。其遭遇的确令后人嘘唏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