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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
除了汉奸卖国贼,也有愁苦人。刚满五十岁的陈顺通,此时正处在人生的低谷间。
他囊中羞涩,从哈同花园附近的四明村出发,穿过欢乐的人群,徒步来到外滩,孑立于黄浦江畔,向吴淞口水域久久地眺望……
该回来了!他的船——“顺丰”号和“新太平”号。这是他的心血,他的骄傲,他的希冀啊!
年,14岁的陈顺通离开故乡宁波,踏上父亲的木质八卦船,扬帆北上,跨进了上海滩,拜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上海分社经理戚永庆为师,学习航海业务。
几番风浪,几度春秋,他从一个见习水手变成了谙熟技艺的船长。一次他在军阀部队的追捕下,救出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并将其护送到了大连。
国民党元老张静江
张静江赏识他的勇敢机智,后来举荐这位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担任国民航运公司的经理。从此,他肩负起了为北伐军暗中运输军火的光荣使命。
北伐胜利,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任命陈顺通为浙江建设厅厅长兼内河招商局局长。 的钱塘江大铁桥,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
但他志在大海,不久便辞去政界要职,决心独资创办海上航运企业。
张静江念他对革命有功,将原属国民航运公司的一艘货轮——“太平”号赠送给他。
他感激张静江的一片盛情,却不肯接受无偿恩赐,执意要用风险来检验自己的意志,靠本事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陈顺通不愧为奇人奇才。他小时候仅仅读过几年私塾,短时间的突击自学,竟学会了英语、德语和日语三门外国语,又在实践中学会了复杂的航海专业和经营管理学。
陈顺通
凭着这一股韧劲,闻名上海滩的均泰钱庄经理钱声远赋予他极大信任,给了他高额信用贷款,买下了“太平”号货轮。
检修完毕的“太平”轮油漆一新,昂然鸣响了长长的汽笛声。
年9月1日,由陈顺通任经理的中威轮船公司正式成立,所以命名为“中威”,因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 家独资创办的海运公司,志在为中华树威。
“太平”号轮机欢唱,“中威”生意兴隆,不足四年时间,又向英国和澳大利亚购进了三艘货轮,命名为“新太平”、顺丰”、“源长”。
由此,中威公司的货轮总吨位超过了二万吨,跻身于当时世界 航运公司之列。
“中威”的航线不断延长,由国内伸展到东南亚各国,又毅然打破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封锁,开辟了中苏新航线,北上海参歲。
30年代海参威
首航成功,受到苏联人民热烈欢迎,荣获苏联政府颁发的奖状。
30年代初,“中威”作为中国海运的先驱,在国际航运界贏得了崇高信誉。
年10月14日,经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热忱要求,陈顺通代表“中威”与“大同”签订了定期租船合同:
将吨的“顺丰”号与吨的“新太平”号租给“大同”使用。
在30年代,三五千吨的轮船通常就称作巨轮了。近七千吨的“顺丰”号在国内属于 的一艘船舶。
当时合同规定,从船舶交付之日算起,租期为12个日历月。租船合同于年11月1日上午6时正式生效,租船人自年12月1日起收回船只并收取租金。
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中威”又以高额保险金分别将两轮向日本的“兴亚”、“三菱”两家海上保险株式会社投了船体保险。
风云突变,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对日抗战开始。
为了防御日军的大举入侵,陈顺通毅然献出四千来吨的“太平”轮和“源长”轮,分别自沉于江阴口与宁波湾航道,以阻止日本海军舰只的逼进。
“太平”轮是中威公司的起家之宝,本来可以挽回覆没厄运。
镇守宁波的城防司令王嗥南找陈顺通谈判,提议用别的旧轮同“太平”掉包,让“太平”号换一个船名,太太平平地继续跑海运,只是全部收入要四六拆账,让王嗥南坐享其成。
国难当头,亡国危机就在眼前,民族败类却贪欲如壑。陈顺通嗤之以鼻,“太平”号终于降下国旗,破舱下沉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尽了自己作为一个爱国公民的 职责。
中日两国间的战局迅速升级,陈顺通祸不单行。与修船业务配套的中威机器厂被日寇侵占吞没,和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也失去了联系;
尽管租船合同期满,“顺丰”和“新太平”两艘巨轮却从此下落不明。
陈顺通寝食不安,将家中珍藏的一点字画古董统统翻了出来,求助于日本友人,以民间贸易往来的名义,于年春买了机票直飞东京,访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总算找到了“大同”的法人代表。不料,“大同”代表哭丧着脸哀哀相告:
“顺丰”和“新太平”两轮都被日本海军当局强行扣截征用,“大同”商社也濒临倒闭,一时丧失了兑现合同的实际可能。
陈顺通想找日本海军部交涉,“大同”代表婉劝道:找强盗说理等于自投罗网,非把你当中国间谍抓起来不可。凡事忍为先,还是忍一忍再看吧!
陈顺道的东京之行一无所获,气得大病一场。他痛心疾首,但并不绝望。
有合同在,有保险金的收据在,有法律在,有公理在,“顺丰”和“新太平”总有一天物归原主;即便出了什么事,也可以通过法庭索取合理赔偿。
30年代末的日本东京
汪伪政权成立后,曾派人同陈顺通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出面斡旋,争取尽快让日本军方归还“顺丰”和“新太平”两船。
条件是陈顺通必须出任伪职,同时答应给他虹口区的日式花园洋房一幢,轿车一辆,保镖四名。
陈顺通坚决推辞了。他要船,更要清白灵魂,宁可受穷,也不当汉奸。
在破产的日子里,他唯有期待,期待战争的结束,期待“顺丰”和“新太平”的安然归来。
黄浦江悠悠东流,吴淞口方向烟波浩渺。战后萧条,船只稀少,他望眼欲穿,此时竟不明白,他永远也见不到他的“顺丰”和“新太平”了!
抗战胜利,接收大员们纷纷从大后方飞抵上海,将大批由日伪吞并的民间企业财产,也作为接收目标揩进自己的腰包。
航运界的几个新贵将国家理应补偿给上海33家船东的万美元抗战损失费扣住不发,作为资金,强行成立“复兴航运公司”,以谋私利。
这万美元的补偿金中,“中威”占有十分之一。陈顺通不但是中国航运界的前辈,又是航运界的抗战功臣,中央交通部特授予他一级勋章。
他是自由公民,不甘心于俯首听命当奴才,不甘心于忍气吞声听任官僚资本的盘剥,便通过儿子陈洽群的好友蒋纬国协助,取得了蒋介石的手谕,特许“中威”退出复兴航运公司。
陈顺通虽然退出“复兴”,却只取得赔偿金的一半——18万美元。
18万美元比起他在抗战期间的实际损失,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有了钱,也就有了追求事业复苏的资本。他心里踏实了。
上海大亨杜月笙霸占了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职位,为装点门面,需要既有声望又有真才实学的陈顺通出任副理事长,他也敢一口回绝。
他将这笔赔偿金的大部分投往香港,另辟经营门路;小部分作为活动经费,他决心尽一切努力,按国际法准则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交涉,去要回他的“顺丰”和“新太平”。
杜月笙
有船就有一切,有船就能东山再起,重新驰骋万里碧海。
交涉复交涉,“大同”商社代表只是一味叹苦经而无力履约,把全部责任归之于日本海军部。
“大同”的困难确有可以理解之处,陈顺通便于年2月15日给美国驻日本占领军 司令长官 写了一封信。
吁请这位有“日本太上皇”之称的美国上将出面敦促日本新政府维护国际公法,协助“中威”公司收回“顺丰”与“新太平”两艘轮船,并赔偿由于日方违约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37天后的3月24日,陈顺通收到了由道格拉斯? 亲笔签名的打字复信,信中要求“中威”说明两船的有关情况,并提岀处理此事的办法。
事情好像有了希望。陈顺通和他的法律顾问魏文翰忙碌了起来,兴冲冲地写好材料,译成英文,用航邮从上海径寄东京的 将军。
将军再也没有给陈顺通复信。石沉大海。好一颗“空心汤团”!
年5月3日,日本颁布了新宪法,内有国家承担战争赔偿的规定。
陈顺通感到兴奋,深信自己的索赔主张持之有理。可惜,他的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一天夜里,他突然腹痛吐血,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家门。
年11月14日,陈顺通死于胃癌,年仅54岁。停止呼吸之前,头脑一直很清醒,他立下了遗嘱,托付儿子陈洽群全权处理“顺丰”、“新太平”两船的索赔事宜。
随后,又将洽群唤到身边,庄重地说:“我的实际产业并不多。主要的产业在日本,是‘顺丰’和‘新太平’两条轮船及赔偿金,算上利息,是一笔可观的巨款。”
“这些要靠你去争,争到手,就得继承我的遗愿,为中华扬威。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用 胜利来告慰我的泉下之灵!”
陈洽群在父亲面前立下了誓言,要为实现父亲的遗愿而奋斗。
从书面交涉到当面交涉,从一般交涉到法律诉讼,作为“中威”公司的继承人,陈洽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韧战。
陈顺通的遗嘱
自年 次踏上日本国土至年的23年间,他曾连续37次到过日本东京。用于交涉和诉讼的费用,高达60万美元。
陈洽群和他父亲陈顺通的性格相比,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刚正不阿,坚毅勇敢,认定一条道非要走到底,百折不回。
不同之处是,父亲属内向型,沉静宽和,不苟言笑;儿子则属外向型,豪爽奔放,举止洒脱,嫉恶如仇,喜笑怒骂随心所欲。
还在大夏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的时候,他就是学生会的 ,每每遇上爱国抗日的政治事件,他都会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冲在前面。
船案索赔的担子落到了他的肩上,他不仅认为这是家庭的重托,更是一项民族的使命。
无论国内国外,应该归还和赔偿的钱财不拿到手,他觉得这是向赖账者妥协,这是有损国格和人格的行为。
交涉伴随着调查,他渐渐发现,这一船案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他原先想像的程度。
两船被日本海军扣截征用后,先后出了事:年10月21日,“新太平”在日本海北纬34度47分、东经度24分的伊豆大岛触礁沉没;
年12月25日,“顺丰”在南海北纬0度51分、东经度误触日军敷设的水雷,也爆炸沉没了。
合同期内,本应由“大同”直接交付给“中威”的部分船租,已被日本政府收存代管;
两船沉没后,“兴亚”与“三菱”两家保险公司遵照原定协议,也及时交付了部分赔偿金,只是这些赔偿金和其他所有发生海难的船舶赔偿金一样,统统由日本政府强行收管了去。
于是,要债的对象出现了多元化,其中一家竟是日本国政府的大藏省(即财政部)。
陈洽群穿梭似的来往于有关企业与大藏省之间。有的企业代表态度是诚恳的,谴责日本侵华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灾难,表示愿意遵照法律规定履行全部赔偿义务。
50年代的日本东京
而大藏省的财政官员却表面谦恭而实际搪塞:都怪这场战争啊!给你们添麻烦啦!我们深感不安啦!只因人事变迁工作难做啦!只好请中国朋友多多关照啦!云云云云。
解决“中威”船案,陈洽群既看到希望,更看到障碍。
于是,在与“大同”、“兴亚”、“三菱”及大藏省积极交涉的同时,他也和政治、新闻、学术、法律界展开广泛接触,向社会介绍?两船租用和沉没的真相,严正要求给予合法赔偿。
真理的声音,是辐射最广穿透力最强的武器,日本朝野都为这笔旧债而震动了,纷纷向陈洽群表示同情,并伸出了援助之手。
曾任首相的石桥湛山和他的儿子、终生参议员石桥湛一,也仗义执言,公开呼吁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尊重中国公民的神圣权利,尽快地合理解决这一船舶赔偿案。
年4月,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并入了日本海运株式会社。
随着日月推移,原来与之签约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人事更迭,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对“中威”船案的态度变得越来越蛮不讲理。
日本海运株式会社旗下的造船厂
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中的少数官员更是无视日本社会的正义呼声,公开作梗。
陈洽群反复交涉无效,别无选择,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悬案。经日本友人推荐,他聘请了日本 大律师绪方浩为调停人,首先向东京简易裁判所提出民事调停。
调停,首先要确认事实真相,辨别法理是非。
年冬,以绪方浩为首的,有日本 律师森本脩、龟山脩平和佐滕正昭参加的“中威”原告律师团正式成立。
年7月与8月,绪方浩亲自奔波于东京和香港之间,在律师团其他成员的配合下,对“中威”船案作周密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整理出“中威”船案的《案情报告》。
9月17日,他给在香港的陈洽群写了一封中文长信,概述了报告要点和自己的明确态度,也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绪方浩在信中说:“为了维护在香港中国人之权益,由香港船东协会向日本领事馆抗议,展开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将舆论通告日本政府,促其反省,即谅可获提早解决。”
陈洽群(中)与日本律师绪方浩(左)商议索赔事宜。
不必讳言,“中威”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确因为关系着政治因素。绪方浩深知这一情况的重要性,所以他仍寄望于“政治解决”。
陈洽群也清楚这一点,出于义愤,他在无数次交涉遇挫之后,曾向日本新闻界大义凛然地提出“以实力对实力”的方针,要在香港发动民众“全面抵制日货”,“停止码头起卸”。
对此,绪方浩开始抱息事宁人态度,“因我本身为日本人而热爱自己的祖国,故当时请各位不可有此行动。
但冷酷的现实使他清醒与震怒,所以在9月17日信中又说:“时至今日,除此方法以外,已无法可促使日本政府反省。”
日本政府不肯反省,但大和民族自有良知在。民事调停正式开始,无需采取任何非常行动,道义与法律的夭平,便急剧地向着“中威”倾斜。
法庭调查开始,凡在历史上同“中威”船案有过联系的当事人或旁证人,如运输事务官福井重孝、龙口保三郎等,都为法庭提岀了符合事实的供述书,无一出现回避、搪塞、抵赖、诬栽等不良行为;
部分承办法官也怀着一种民族内疚的深沉感情,表示要秉公执法,妥善处理好这一桩使中国人蒙受巨大财产损失和心灵损伤的悬案。
年12月至年4月,东京有四位享有名望的高级专家先后为“中威”船案作出了负责的书面鉴定。
这四位高级专家是:商业博士、文学博士斋藤荣三郎,法学博士田村荣策,国际法专家、一桥大学教授大平善梧,国际法专家、东京大学教授寺译一。
四位专家的鉴定书,长的洋洋万言,短的也达数千字,分别从道义、法律、国际关系、贸易关系等诸方面作了科学论证,一致认为理在“中威”,法律应该保护“中威”的正当权益,给予合理赔偿。
可借债不还,当赔不赔,这是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和日本政府中有关决策人的既定方针。
不论是大藏省、运输省、通产省、外务省、法务省,既不得不插手这一诉讼案,又都不肯承担责任。
日本中央政府办公大楼
此时的陈洽群,不到50岁,正当盛年,白发却已悄然爬上了他的双鬓,多少精力消耗在这个船案之中,光说由他亲笔书写的各类文件书信,就达数十万字了。
他不后悔,生命之舟既然已经卷入了激流,下篷停桨,就意味着一泻千里,一败涂地。他唯有继续奋进,一往直前。
对簿公堂既然势不可免,那就破釜沉舟,走正式诉讼之路,尽管对手是庞然大物,也要告,告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的同时,也告日本政府。
决心已定,陈洽群正式委托日本绪方浩大律师为本案的诉讼代理人,郑重地授予他以全权委托书。
公民状告政府,虽然为日本的宪法所允许,但毕竟是要冒巨大风险的,何况一个外国公民状告日本政府,所冒的风险就更大。
年4月25日,陈洽群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正式提出民事诉讼。
东京地方裁判所
一次次的开庭,一轮轮的争辩,舆论大哗,“中威”船案成了当年的国际新闻之一。
东京都的大报《每日新闻》以“不法捕获”为大标题,称这一强行征用中国民船的案件为“战时的恶梦”,呼吁给予公正解决。
正因为人心向背,法庭上的气氛,明智与现实的精神占了主导地位。绪方浩抱着决战决胜的姿态愈辩愈勇;被告人和被告律师团的成员们的脸色则越来越变得灰暗无光。
陈洽群怀着乐观的心情,等待着 判决。
年6月28日,东京地方裁判所,诉讼第九庭。全案即将审理完毕,承审法官突然向原告人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陈洽群,你是什么国家的人?”
这是一个听来十分平常的问题。正因为这个平常的问题,提出于不平常的时间和不平常的地点,陈洽群心中震颤了一下,立即意识到此中必有缘故,决不可掉以轻心。
他思索了片刻,镇定地回答:
“我是中国人,难道这有问题吗?”
“中国人的概念太笼统了。”法官解释道,“中国人有大陆的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也有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请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你属于怎样的中国人?”
问题提得好意外,陈洽群毫无思想准备。法庭上举座肃静,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被告人以一种戏谑的目光在盯着他,辩护席上的绪方浩以一种鼓励的目光在盯着他。
瞬间考验,才是全部素质的考验。丰富的学识和随机的警觉,给了陈洽群最快速度的反应和 的抉择。
他忽然恍悟到,这是承审法官在继承人资格上对他进行有意刁难。他断然回答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合法居住在香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绪方浩舒了一口气,轮廓分明的脸庞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陈洽群留意到,被告人的眉宇间却掠过了一丝明显的沮丧,他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答案。
严格地说,陈洽群当时的身份,从法律观点看,还处于一种带有可变性的不确定状态中。
70年代初的香港
他长住香港,也可以说“我是一个香港籍的中国人”。
其父陈顺通原是中国航运界的元老,他与他的中威公司,在海内外航运界享有很高声望,陈洽群是他的合法继承人。
台湾当局和航运界友人正频频邀他入台,还派人面谈,多次表示愿意帮助解决船舶索赔悬案,为此,陈洽群也可以说“我是台湾人”。
由于日本同英国及“中华民国”均有过关于战争赔款问题的双边协议,如果作为香港公民,日方可以推说所有赔款问题已经一揽子解决,“遗留问题”可向英国政府交涉,不再单独受理;
如果作为台湾公民,日方也可以说蒋介石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从而把民间赔偿与国家间、地区间的战争赔偿混为一谈,力图将此案一笔勾销。
陈洽群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但是一种信仰性的选择,也是一个明白的客观事实。
蒋介石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旧金山和约》签订现场
大陆解放前夕,许多人曾经劝过陈洽群全家迁居港台,父亲陈顺通和一家老少都执意不从。
陈洽群因中威公司的业务需要抵港后,妻子钱德伦和孩子依然留居上海,全家人都把上海视作不可分离的故乡。
确认自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船案处置上对日方也是一个约束。
当时,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双方对战争赔偿问题也不曾有过任何协议,按照日本宪法和国际法,民间赔偿随时可以列入议事日程。
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官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未能达到目的,只好偃旗息鼓,宣布全案审理完毕,定于当年11月正式公判。
11月初,陈洽群忽又接到律师团的传达:东京地方裁判所临时通知,原告人必须提供本人身份和家属关系的证明,始可进行判决。
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官解释说: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关系着原告人身份是否真实与合法的问题。
一待赔偿实现,一笔巨大的财富能否落入陈顺通的合法继承人之手,我们对此不能不表示关切,不能不加以严肃对待。
为“中威”船案的交涉与诉讼,已进行了三十多年, 代受害人已经抱恨终天,当是非曲直临近于明朗化,居然怀疑起继承人的合法身份来了。
似乎从陈顺通逝世以来的漫长诉讼过程中,日本方面一直是在同“假设敌”作战。岂非笑话?
但是,既然这样的笑话被法官说得如此神圣,既然这一证明手续是通向全胜目标的 一个必经阶梯,陈洽群、绪方浩和整个律师团都一致接受了,他们商定,立即釆取实际步骤,用最快速度办成这项证明手续。
在年的特定形势下,用法律手段公证陈洽群的身份及其亲属关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香港尚未回归祖国,它暂时还隶属于英国的管辖范围,一位原居上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又合法移居于香港,这种双重关系势必牵涉到两个国家数个地区的行政管理体系。
为这样一纸小小的证明文件,陈洽群又一度马不停蹄地奔忙起来,他跑我国外交部领事司,他跑英国驻我国大使馆,他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说明意图,提供依据,要求给予特别帮助。
在这一片空前的混浊与喧闹之中,有一个伟大的头脑却在冷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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