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病死的，而不是被打死的！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我国史学家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很多数据证明，宋朝乃当时世界第一大国。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美元！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这是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富有、强盛的超级大国。但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什么让北宋王朝一夕之间便轰然崩塌？
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性格，而北宋文人治国的传统，决定了宋朝的性格是柔婉的软弱的，是缺少荷尔蒙和多巴胺的。男人们血战疆场，那是唐朝时候的事情了。唐时社会的普遍心态是“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崇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英雄，士人们往往通过战功获得功名利禄。而到了宋朝，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时民间流行一句话，“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还有一种说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意思是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在“娱乐至死”的心态下，宋朝犹如被抽去了脊椎的巨龙，失去了尚武精神，人民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流连于花前月下青楼楚馆，在浅吟低唱中送走流光。后世的梁启超说得好，“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虽然宋代综合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这一点，顶层设计者太祖赵匡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改革是需要天时地利任何的，一个改革的时机选择不当，会带来连续的链式反应，带来严重的后果！法国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阐述了政治改革既需要大胆推进，更需要审慎设计的道理。若宋徽宗地下有知，可以拿来看看。赵佶怀着一腔理想，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主义，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改革的时机和制度设计极不合理，使表面正义的改革成为臣下腐败借机敛财的手段，导致民怨沸腾，失去了执政的正当性。
北宋的后期，已经患上了腐败的不治之症，弥漫在全社会的腐败，严重侵蚀了北宋社会的肌体，已经是无药可救了！落后就要挨打，而腐败同样挨打。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是外敌入侵，而是民众的反抗。随着方腊的揭竿而起，“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对此，宋徽宗在《罪己诏》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
军队的腐败更令人惊心动魄，使本来装备质量、兵员数量远胜金朝的军队，在金人的铁蹄之下一触即溃。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饷，这一点和晚清极其相似。而宋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给只会踢球的高俅主管，焉能不败？而在赵佶治下的北宋朝政，更是一团浆糊。他重用“六贼”，纵情声色，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北宋晚期的腐败是严重的体制性腐败，到此时，北宋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可见，北宋不是亡于金人之手，而是死在体制性腐败之下。所以，北宋不是被打死的，而是病死的，此言不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