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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1月的一天，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放在了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的案头。
党中央任命王树声为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
看到这纸命令，王树声感慨良多。
在红军年代，我军的武器装备极差，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长矛大刀去与敌人拼杀。后来，王树声就带领红军战士造了不少土枪土炮，乃至土坦克和“棺材炸弹”，派上了不小的用场。
西路军当年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时，队伍就是缺枪少弹，特别是没有炮。如果那时红军的武器好一点，有几门山炮的话，西路军也不至于失败，“马家军”就是增加一倍，恐怕也不够红军收拾……
昔日缺枪少弹的日子，王树声是记忆犹新。而今天，要从舞枪弄炮的战场，转移到造枪造炮的战线，他怎么不会心潮澎湃呢？
王树声
彭德怀一声令下，王树声“改行”当了总军械部部长
对于没有下过战场的王树声来说，“造枪造炮”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没有多想，二话没说，就像以往听到冲锋号音一样，义无反顾地赶往京城赴任。
总军械部是什么样子？在赴任前，王树声是一无所知。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时，为了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新设立了总军械部。由于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行业，致使军械部的上下关系错综复杂，矛盾不少，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见此状况，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老总，不得不下定决心：调一个大将来，把这关系、那矛盾，一统抓起来！
就这样，彭德怀一声令下，王树声就“改行”当了总军械部部长。
彭德怀、周恩来
刚刚走马上任，王树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部里的工作相互协调合作得不够。
几位副部长，由于经历不同，水平不一，作风各异，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再加上平时沟通不够，相互了解不多，工作起来就常常是你吹你的调，我唱我的曲，不大善于相互协调合作。
看准了“病因”，王树声就对症下药。
首先，王树声自己放下架子，虚心向大家学习，严格从自身做起。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他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集思广益。遇到有不同意见时，欢迎充分发表，意见对的就虚心接受；即使是不合时宜的，他也不一味地排斥了事，而是耐心地作出解释和说明。
王树声平易近人，充分发扬民主，工作踏踏实实，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人格的力量，很快使部领导班子渐渐地团结起来。
上任后不久，王树声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部里的几位负责人对修建一个靶场选址的争论。
王树声
靶场的设计，是苏联老大哥搞出来的。部里多数负责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都主张把靶场修建在华北某处。对此，有一副部长提出了异议，并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某地。
反对者认为，华北某处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且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
与此相反，东北某地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射程可达百余公里，对老百姓的生产和安全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交通方便。
两种不同的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不下。
对此，王树声没有简单地表态。谁的意见更正确、更合理，不能光凭嘴巴说，还得用眼睛看。于是，他就决定到两个地方去看一看，作个实地考察。
王树声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向彭德怀汇报后得到了支持。两个人就像当年打仗一样，开始了“抵近侦察”。
彭德怀
为了把靶场的地理环境搞得更清楚些，两个人还坐上飞机，来了个空中鸟瞰。哪个地方更适应修靶场便一目了然。
最终，靶场修建在了东北某地。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这个靶场上，不仅可以作陆上武器的试射，而且可以试验飞机投弹。
数十年过去了，东北某靶场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尽管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修建靶场的选址波折，但这个靶场所作出的功绩，则永远铭记在我军的史册上。
半个月打了数万发炮弹，彭德怀心疼摇头：你们真能破费！
关于我军的军械生产问题，王树声从不作无原则的盲从。
王树声
当时，总军械部要组织生产一种每分钟能打两百发炮弹的新式火炮。生产这种火炮炮管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
不用说，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用进口的材料。特别是外国专家，根本就不相信我国研制生产的材料能造新式火炮。
在听了少数我国专家赞同用国产材料制造炮管的建议后，王树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就知道国产和进口的材料谁劣谁优呢？况且事实已经证明，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在打了一定数量的炮弹后，就会发红发烫，不能继续使用，必须更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如果用上了进口材料，不仅需要大量的外汇，一旦形成了“依赖”，也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俗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生产的炮管来个“比武”，看看到底谁优谁劣。
王树声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彭老总的批准。
彭德怀
“比武”的那天，两种炮管架在那里，像打擂的两名武士，“口”中不停地喷射着火舌。
轰！轰！轰！
两门火炮在外国专家的眼皮底下，足足打了半个月，耗费了数万发炮弹。
不打不知道，一打就什么都清楚了。进口的炮管，打上一万发炮弹就不行了，炮管发红，必须更换备用的。与此相比，国产的炮管，一次可以打两万发炮弹，即使是炮管打红了，用水冷却冷却，接着还能继续打
两种炮管“比武”的时候，彭德怀也到现场观看。数万炮弹就这样白白地消耗掉了，看得直叫他心疼。他摇头叹息说：“你们真能破费！”
“比武”的结果出来了，国产的炮管略胜一筹，不苟言笑的彭老总发出了由衷的微笑。
消耗的数万发炮弹与引进的炮管所需外汇相比，简直就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此外，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其意义就更大了。所以，彭德怀没有理由不为此感到高兴。
彭德怀
通过两种不同炮管的“比武”，王树声从中获得了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他感到，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械工业队伍，光依赖别人不行，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后来，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建议下，王树声萌发了创办军械研究所的想法。
要创办军械研究所，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人才，要有技术专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最缺的，也是技术专家。
拥有人才的途径无非有两条：一条通过大专院校来培养自己的“红色专家”，另一条就是从国民党遗留的科技人才中挑选。
“红色专家”还在“工程师的摇篮”里“嗷嗷待哺”，等是等不及了。剩下的路，只有从别的部门调一些，然后再从“遗留”的人才中选调一些。
一听说要从国民党遗留的技术专家中选调人员，立即就在部里炸开了锅：“新中国的军械工业，怎么能依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黑爪牙？”
王树声
王树声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人员的意见，对“遗留”的技术人员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其实，“遗留”的人员大部分都是爱国的，真正与人民为敌的是极少数。而且，他们当年为国民党服务，很多也是生活所迫。后来在共产党的教育和新社会的感召下，他们的思想觉悟正在逐渐提高。在抗美援朝时期，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事情搞清楚了之后，王树声就力排众议，选调了一批“遗留”的技术人才作为新成立的军械研究所的有生力量。
自此，军械研究所诞生了。尽管她还是那么稚嫩，设备简陋，人员不多，但却为我国军械工业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王树声
年，王树声被调离了军械部，就任军事科学院第二副院长。在他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军事理论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藏。
周总理眼圈红了：树声同志，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
年岁尾的一个早晨，北京的天气格外寒冷。雾，笼罩着整个城市，马路上结着光溜溜的一层薄冰。一辆救护车闪着蓝灯，响着刺耳的医院驶去。
“谁怎么了？”
“有个小伙子被车撞了。”
“谁家的？”
“听说是一位首长家的孩子。”
人们围在出事地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车上的受伤者正是王树声的大儿子鲁光。
王鲁光
这天一大早，刚刚走上军代表工作岗位的王鲁光，吃过早饭，骑着自行车赶往工厂上班。一出大门，冷不防被急驰而过的公共电车撞倒，电车来不及刹车，又把他挤到了路旁。熟悉他的人们赶紧给他家送信，杨炬和人们急匆匆地把鲁光抬上了救护车。到了急诊室，经诊断，他的脊椎骨被撞断，四五胸椎错位，高位截瘫，再也站不起来了。
此刻，身为母亲的杨炬心都要碎了，这是个多么苦命的孩子啊，她就是怀着他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差点流产。在沂蒙山区生下他不到一个月，又背着他到处转移，历尽艰险。怎能想到，这个一贯品学兼优的，毕业于清华大学光学系的，全家人引以为骄傲的儿子，才刚刚走上人生的道路，会成为这个样子。这怎么能不让她掉泪呢？
医院，刚刚走进急救室，就被鲁光看见了。鲁光一见到父亲就号啕大哭起来：“爸爸，我完了！我完了！”
王树声安慰着儿子：“鲁光，冷静点，不要灰心丧气，要振作起精神，你还年轻，要勇敢地和疾病作斗争……”
安慰完鲁光，王树声站起身来，转身悄悄地对杨炬说：“你守着鲁光，要多做他的思想工作，叫他坚强些。”
王鲁光
王树声这个铁打的汉子，刚刚迈出抢救室的门，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对他来说，老年伤子，而且，这个儿子又是他的希望所在，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鲁光再有几天就要成家了，全家人什么也没给他准备，他感到有些对不住自己的儿子。前两天，警卫员见他们家什么也没给鲁光准备，有些看不过去，准备借公家的两把椅子和一个茶几，他不但没让借，还把警卫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这些天，王树声因为工作太忙，医院看鲁光，这里只有杨炬这个当妈妈的照顾了。
杨炬始终耐心地做着鲁光的思想工作，过了一段时间，鲁光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可还没等杨炬喘口气，又有一件不幸的事降临了。
她怎么也想不到，刚刚过了年，鲁光还没出院，王树声却由“探病者”成了“被探者”，医院里，而且他的病比儿子的还要重，初步被诊断为食道癌。这两个突如其来的事，就像一个闷棍，把杨炬打昏了，这可怎么办呢？
杨炬
本来，她的二儿子楚还身体一直不大好，这时自然不能替她分担忧愁，在海军当兵的小儿子建初，一年前也医院。现在，两个亲人又病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怎能承受得了？加上奔波劳累，她病了，开始低烧，吃了好些药也不退。最后，身体终于顶不住了，在人们的劝说下，医院。
全家人病倒了四口，只剩下小女儿季迟了。在父母面前，她还是个孩子，她在部队农场喂猪、种稻，因为表现好，被部队推荐上了军医大学。开始，杨炬没有把家里发生的不幸告诉给她，怕分散孩子的精力。
杨炬到底是杨炬，她没有消沉。在医院她一面照顾病号，一面安慰自己：要挺住。她终于站了起来，出院了。出院后，她每次来看老伴儿，都先在病房前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再进病房。当看到王树声那日渐削瘦的脸时，她强忍悲痛，不在丈夫面前流一滴眼泪。
大半年过去了，医院养好病，她总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安慰他。她是个老医生，自然知道自己丈夫的病情。她要让王树声愉快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常和王树声谈着让他心情舒畅的一些事。
王树声和杨炬
“树声，你就放心吧，你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不要劝我，我的身体没事，我还要活到80岁呢。你们可要多保重，看你最近操劳的，都瘦了。你们也要注意身体才行。”
“你就放心养病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会安心养病的。”
其实，此刻的王树声考虑更多的还是他的那些工作。
从7月末到9月底的一段时间里，他晚上住院治疗，白天还和上班一样，参加一些活动。他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参加党的“十大”、参加国庆24周年纪念活动。后来，他的精力实在不行了，才医院住了下来。
世间自有真情在，革命友谊似海深。王树声的病牵动不少人的心，他的老战友、他的老部下，乃至他的老上级都来看他了。
王树声夫妇和徐向前夫妇
廖承志、谭震林同志来了，王震、李先念来了，叶帅、徐帅、聂帅来了，邓小平来了……他们的到来给王树声带来了无限的欣慰，也给杨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的忠诚儿子。
年，对于杨炬一家人来说，真是太不幸了，这一年总算熬过去了。可过了元旦，王树声的病情却越来越重。元月2日，他已进入昏迷状态。全家人紧张地守在他的身边，抢救小组的医生、护士也都守在身边。医院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病房也是静悄悄的，王树声只有那微弱的心跳了。
这时，病房的门突然开了，杨炬一回头，一看是周总理迈着匆匆的步子走了进来，她非常激动，忙着站起来说：“周总理来了。”
周恩来
周总理轻轻地、难过地点了点头。躺在病床上的王树声突然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周总理忙摆手，不让他动，然后紧紧地握住了王树声的手说：“树声同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你了。”
王树声的手颤抖着，两行热泪从那削瘦的脸颊流了下来，断断续续地说：“谢谢总理！谢谢党中央、毛主席！谢谢，谢谢……”
周总理的眼圈红了，他深情地对王树声说：“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为革命作岀了应有的贡献。你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王树声谦虚地摇了摇头说：“我不能算！不能算……”
话还没说完，王树声就哭了，杨炬也哭了，在场的人都流了泪。有什么比这更使王树声激动的呢？总理这番话，不正是党对自己儿女的最高评价吗？
周总理离开病房又握着杨炬的手说：“杨炬同志，你要坚强些。”
“谢谢总理。”杨炬不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周恩来
周总理走后，王树声仍清醒着，这时，他好像有很多话要对杨炬说：“我看来是不行了，我走后你要好好教育孩子，真的苦了你了。不过……你还年轻，还能为党工作……”他又叫杨炬把坐着轮椅的鲁光叫到床前，用那青筋裸露的手握住鲁光，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孩子……要坚强……全家的担子……交给你了……”
鲁光望着爸爸那混浊的目光，含着眼泪点了点头：“爸爸，你不会……放心吧，爸爸。”
王树声
王树声安静下来，此时是年1月7日。五天之后，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军，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他犹如一颗灿烂的星，在广宇中陨落了。而历史终于铭记了这位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的大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