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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今的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周作人，三怕写作文。其中写作文是学生最为害怕的。而教师呢？由于应试教育的急功近利，逼得很多教师放弃作文训练，只抓容易得分的字词句教学。这样以来，学生的写作能力越来越差，每年的高考阅卷教师都在哀叹学生作文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而且下滑幅度非常大。现在的作文教学，不是怎样写的问题，而是要学生多写。那些作文技法之类的辅导书真的不管用。好比游泳，讲得再多，不下水训练，也是枉然。缘于此，我写了这篇文章，文中的例子多是大家熟悉的，而且并列在一起，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能够重视作文的数量。至于文章写得是否好，道理讲得是否透彻，还请大家多提建设性批评性意见。
好文章是“写”出来的
汪曾祺说：教学生写作文，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写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好文章是“写”出来的。
但是，现在的语文教师，讲起作文行话，头头是道，层出不穷：“开门见山”啦，“过渡自然”啦，“详略得当”啦，“首尾照应”啦，等等。可是，学生拿起笔来，无论抓耳挠腮也好，还是苦思冥想也罢，就是开不了“门”，过不了“渡”……。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学生写得太少的缘故吧。文章要想质量好，先得数量多，写得越多越好。作文课堂上的那几篇作文，只能算是写作的范例，根本经不起考场上的实战检验。不要指望只练习几篇应试的“八股文”，再凭几个动听的“写作技法”，就能练成挥洒自如的作文功夫。写作的巨匠，可以说，无一例外不是勤写多练的楷模。
鲁迅堪称文学大师吧，他码起来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算竖起了一座丰碑。生前发表的文字姑且不说，单是看看他“流水帐”式的日记，洋洋洒洒十多本，也是百万字的书写量啊。如果算上他写在“风花雪月”边上的小品文，毫无疑问，鲁迅是长年累月坚持写作的练笔大家。
胡适做北大校长时，每天不是为报刊奋笔疾书，就是为学校起草文件。桌上是手稿，沙发椅上是日记本，连地上摆的都是刚写就的毛笔字条幅。无论是到美国演讲，还是到欧洲考察，日记本始终不离左右。无论在飞机火车上，还是每到一地，他握在手上的首先是笔和文稿纸。正是这种勤于书写的习惯，才使得他的文章语言生动，知识丰富。
沈从文小学毕业，就去当兵。后到北京，住在会馆，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流鼻血，但手中的笔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文字。当教师后，几乎每天要写一篇习作，每年要出三本习作集，供学生模仿学习。后来搬家时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稿练习簿之类的，多得要动用大卡车来拖。正是因为这些日积月累的书写，他才跨入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
余秋雨也是一位勤奋写作的练笔高手。数年间，《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就像一股旋风，呈现在读者面前。笔力厚重，气势宏大，语言犹如阅兵方阵，具有深刻的幽默感和洞察力。因为此前，他书架上排得满满的，尽是他写下的讲义和文稿；甚至案头、床下、椅子上、窗台上，到处都是他随手写下的灵感妙思。顾准，即使打入社会的底层，连最基本的自由也不能保障，更不要说温饱了，仍然也没有中断思考和书写。我们现在读到的《顾准日记》和《顾准文集》，没有不为之震撼的。他被现代人称作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是因为他在最困难时期仍然保持了记录日常生活、工作、思索的习惯。安妮十三岁生日时，得到了一本粉红色格子布面的日记本。在两年时间里，她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在日记本中贴上一些旧照、明信片和画片等，在一旁工整地写下文字说明。有时为了做补充，她还贴上一些夹页。就是这些充满稚气的文字，在年得以出版，目前在全球印行已达25万册。
学生作文，犹如蜜蜂酿蜜，需不断地跋山涉水，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平时，在忙碌的间隙，给同学、老师和家人写完一封信；每晚用10分钟，在日记本上不经意地写下一件事；星期天的中午，在周记本上认真写好每一篇作文。年底盘点，将很有成就感，心情必定是快乐无比，自豪无穷的！
“三天一小作（文），七天一大作（文）”，这才是写作的“根本大法”和“最好秘笈”。只有多写，才会产生文似泉涌、辍笔不忍的灵感；只有多写，才会享受洋洋千言、跃然纸上的乐趣。“写”到此种境界，还会迷信那些层出不穷的行话吗?大家肯定会说，哦，好文章原来是不断“写”出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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